奥斯丁法理学思想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这在《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功利主义为奥斯丁法理学思想的阐述提供了理论基础,奥斯丁在书中也竭尽全力为功利主义做辩护,并将功利主义作为其法理学思想得以实现须得遵循的原则。但与此同时,奥斯丁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在于将法理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实证法范围内,并将包括功利主义在内的伦理学因素或其他因素排除在外。奥斯丁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其实有着他自己的内在逻辑。功利主义原则可以为法学理论提供现实基础,属于法学思想的理论前提,所以奥斯丁认为对功利主义进行大篇幅叙述是十分有必要的。而奥斯丁将功利主义作为其法理学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做法,也就自然地将功利主义排除在法理学研究范围之外,这也让奥斯丁的论述逻辑合理化了。奥斯丁所作的努力在于实现法理学研究科学化,建立起独立于伦理道德规范的另一种的行为规范体系,同时,奥斯丁选择功利主义代替自然正义作为法律价值的衡量标准,所以他的整个法学理论以功利主义为底,但在确定法理学的研究范围时又将之剥离。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功利主义思想史,来说明奥斯丁的功利主义理论思想从何而来,并对奥斯丁此书中的功利理论部分进行阐释。功利主义从来不是开创性的存在,其思想渊源由来已久,但最终成型于边沁。首先通过介绍边沁之前散见的功利主义思想,而后阐明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者所论述的功利主义基本原理,并提出边沁建立的功利主义法学对奥斯丁法学理论的建立的深刻影响。最后归纳总结了奥斯丁在书中对功利理论的解释与定位,并进行了逻辑论证。第二部分阐释了从功利主义到“去功利主义”的转变。首先通过阐明从功利主义到“去功利主义”的实质内涵,再详细分析奥斯丁对功利主义法学的继承与发展,展现奥斯丁与边沁之间的密切联系,奥斯丁选择功利主义作为其法学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就变得合理化、自然化了。这也揭示了功利主义理论为何在奥斯丁建立的明确实在法研究领域内依然存在并占据重要地位。而后具体分析了奥斯丁对功利主义法学（主要是边沁法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为更好地解释矛盾合理性做铺垫。第三部分则主要论述了“矛盾”的合理性。首先,功利主义虽然占据大篇幅和重要地位,但是功利主义却不是奥斯丁论述的法律思想的部分,它只不过是奥斯丁用来为法理学研究的独立性做理论基础的工具;其次,功利主义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方面都属于两种不同领域,在奥斯丁那里是立法学与法理学两个部分的叙述,故而奥斯丁所确定的法理学研究范围肯定是“去功利主义”的;最后,功利主义与“去功利主义”的奥斯丁法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同的,奥斯丁在经验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这种分析实证方法的确立也在推动着法理学科学化。结语部分总结了奥斯丁法理学与功利主义之间的实际关系。功利理论在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占有很大篇幅,奥斯丁本人也一再强调功利理论的重要地位,但功利理论本身属于伦理学范畴,加之奥斯丁法理学的内在逻辑就是通过分析的方法将伦理因素排除在法学研究范围外,因此,有人认为,在研究法律课题的方法方面,奥斯丁并不是一以贯之的。这种非难似乎是不公正的。奥斯丁明确区分了法理学科学与伦理科学,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比边沁做的更为彻底。他认为,法理学是一项关于实在法的独立而系统的科学理论,研究对象仅限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至于法律的善恶,并不在其研究范围内。可以说,实在法与理想法或正义法无关。另一方面,奥斯丁基本上沿袭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思想,将功利主义做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为衡量实在法的价值提供了一种标准,同时使得实在法必须凭借于此才能得到认可。由此,功利法学继承者与分析法学开创者的双重身份就被同时冠在奥斯丁身上,也成就了这样一位承上启下的法学思想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