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1949－)是当代英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自1983年小说《洼地》问世以来,斯威夫特的作品一直受到评论界的赞誉和关注。他于1996年出版的《最后的遗嘱》荣膺英国小说“布克奖”,奠定了其在英国文坛的地位。评论界对斯威夫特小说的研究大都认为作家对历史再现的关注呼应了当代理论界、史学界和文学界对历史哲学和历史叙事的讨论。然而,学界的研究在套用怀特、福柯和哈钦等学者的理论之时,忽略了作品中再现创伤历史的重要意义,创伤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以及小说叙事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创伤是斯威夫特的小说人物在历史回顾中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受创者面对创伤时形成的心理防御机制使他们在本能上意欲建构规避创伤历史的叙事,慰藉受创的心灵。然而,创伤在现实生活中的持续影响迫使叙述者在历史叙事中表现创伤的展演。同时,由于创伤的独特性挑战了传统的历史再现形式,斯威夫特的小说人物在叙事中探索了再现创伤历史的诸种可能形式,包括展演创伤和安度创伤的叙事手法。通过展现创伤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作家既表现了当代主体在历史认知的危机中所遭遇的困境,也肯定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人们与历史的关系没有被割裂。小说对创伤历史的关注透露出作者深刻的人文关怀。　　 本论文从创伤历史的规避、展演和安度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斯威夫特的小说中创伤、历史叙事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展现小说叙事具有的特点和意义。第一章讨论小说人物在规避创伤历史时所使用的叙事策略。他们或者在叙事中对创伤事件保持沉默,或者以“拜物式叙事”置换真实的创伤经历,他们叙述的不可靠性暴露了他们对创伤历史的掩盖。面对无法回避的历史存在,他们把历史建构成“救赎”的叙事,从而使创伤历史的真实影响被粉饰和边缘化。叙事学对“不可靠叙述”的讨论、巴尔特对历史话语中“现实效应”的分析和小说明显地互文性运作都揭示了历史叙事中叙事主体的作用。虽然创伤在历史的叙事中被巧妙地规避,但是创伤所遗留的影响依然存在。规避创伤并没有排解他们生活中的困境,没有实现他们期望的“救赎”,反而加深了存在的痛苦。　　 第二章分析作家从文本和非文本两个方面探索再现创伤历史的可能形式。斯威夫特在小说中揭示了历史叙事对创伤历史的规避,但是作品没有否定历史的客观存在和历史真实再现的可能性。创伤经验的特殊性使创伤历史的再现拒绝了情节化的叙事,书写创伤主要是表现创伤的展演,即它对受创者的影响。创伤历史的叙事体现了叙事学中所讨论的“不可叙述的叙事”所具有的特点。在文本叙事中,斯威夫特小说中的主人公首先拒绝了宏大历史叙事对进步论的渴求和“救赎”叙事对创伤的遮蔽,继而着重突出了创伤历史在人们生活中的重复展演。小说在叙事语言和叙事结构上所体现的特点也展现了创伤的实际影响。对非文本再现的探索中,斯威夫特主要讨论了照片等现代媒介在记载创伤历史时的作用。小说讨论了文本与照片之间的关系,认识到文本叙事既可能抵消照片本来的意义,使照片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同时也指出必要的和恰当的文本补充可以使照片成为创伤历史的见证。　　 第三章着重分析安度创伤历史的叙事和意义。斯威夫特小说的叙述者在历史的再现中意识到创伤的展演阻碍了主体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主体陷入创伤历史的阴影中而看不到未来。小说人物安度创伤的历史叙事首先体现为叙事语言的改变,叙述者以“狂欢化”的叙事手法、简洁明快的语言和清晰顺畅的结构再现并反思了创伤的历史。其次,安度创伤意味着主体对创伤历史形成批判的认识。斯威夫特小说的主人公在历史的反思中重新审视了自己在创伤事件中的伦理选择,自己在创伤中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放弃了作为受害者所具有的道德优越感,走出自我中心而关注他者,在以他者为尊的伦理关系中安度了历史中的创伤。　　 总之,创伤历史的再现是斯威夫特小说叙事的焦点,紧密维系着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思想主题。同时,对该问题的研究也融合了当代学界对历史再现的讨论所形成的各种方法和视角,拓宽了小说文本研究的空间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