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称之为“影响人类21世纪发展的大事”的中国城镇化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是空前的。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必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中,其直接承受者——城郊“新市民”在政策和制度的安排下,“进城上楼”实现其政治身份上的“市民化”。新型城镇化中明确提出了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并且新型城镇化不再是一味追求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人口比重的城镇化,而是更加强调城镇化中的农民要通过这一过程真正获得市民待遇。那么,制度层面是怎样为“新市民”建构市民身份的?社会其他群体及社会文化是如何看待和建构“新市民”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生活在其中的“新市民”其身份感知是怎样的?他们又是面对农民身份的断裂,又是如何建构并重塑自己的新身份的?其自我的身份认同与国家定义的身份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在实证的调研中笔者发现,研究主体在身份感知中最多提到的就是“不一样”,他们和农民不一样,因为他们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土地；他们和市民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情感、心理和道德等因素让他们感觉不一样。这是“新市民”对于其身份的最朴素也是最直观的描述,在突然的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中,原本的农民身份发生了断裂,身份的归属出现了真空。国家通过制度层面试图为“新市民”建构出市民身份以填补这样的空缺。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得到“新市民”的认可和接受。本文选取城镇化较为成熟的吴江地区作为实证地,分别从国家建构,社会、文化建构以及个体建构三个层面去探析在农民身份断裂后,“新市民”是如何重塑其新的身份的。通过研究笔者发现身份建构是主体对自身生活信息的选择、维护和创生的过程；城郊“新市民”的身份建构受到制度建构、社会文化建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建构的结果取决于主体的感知；在身份建构上制度建构与“新市民”主体建构存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