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职务犯罪惩治问题逐渐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职务犯罪不仅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权利的实现。尽管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逐步加强了对职务犯罪的惩治力度,而且在其后的数十年中不断地加强,但是中国职务犯罪的惩治效果仍然不能让民众满意。针对职务犯罪惩治问题,学界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着重关注了职务犯罪的成因和惩治建议,对职务犯罪造成的结果,尤其是职务犯罪惩治与职务犯罪造成结果之间的关系研究不足,而且缺乏具有大量数据为支撑的实证研究。针对中国职务犯罪的现状和职务犯罪惩治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本文试图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依托,以立法效率和法律实施效率为主线,解释中国职务犯罪主观感受和客观惩治结果间的差异。同时考察经济社会因素对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立法成本投入对立法效率的影响,以及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法律实施成本投入对法律实施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提出了改善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立法效率和法律实施效率的具体意见。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坚持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强调在效率价值基础上的规范性分析,另一方面也强调对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状况的实证分析。通过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力图揭示中国职务犯罪惩治过程中不易被观察和发现的状况。为了增强实证分析的准确性,本文还运用了计量分析的方法。尽管在职务犯罪惩治方面缺乏研究数据,也鲜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但是本文还是力图通过具体数据来说明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相关问题,并给予相应的解释。除了上述方法外,本文还使用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通过该研究方法,本文重点考察了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立法成本投入状况和法律实施成本投入状况,发现了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立法成本投入和法律实施成本投入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此为基础对其进行效率评价。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由八章组成。导论从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现状出发,提出了诸多方面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并从理论和现实方面指明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意义。导论还梳理了国内外对于职务犯罪惩治问题的研究现状,比较了不同学科研究进路的优劣,并明确了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第一章讨论了职务犯罪惩治的法经济学理论解释。该章分别讨论了经济发展理论、寻租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的理论发展过程,梳理了不同理论对职务犯罪问题的具体解释,明确了不同解释理论针对职务犯罪惩治问题而提出的具体建议,在此基础之上该章对不同理论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给予了相应的讨论和评价。以经济发展理论、寻租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章进一步提出了职务犯罪惩治效率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以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概念为基础,将中国职务犯罪的惩治效率分解为立法效率和法律实施效率,并将立法效率定义为在一定立法成本投入基础上,通过控制犯罪动机和犯罪机会而实现职务犯罪数量的减少；将法律实施效率定义为在一定法律实施成本投入基础上,通过调整惩罚概率和惩罚严厉程度而实现的最优威慑力。在该分析框架中,进一步讨论了立法效率和法律实施效率的评价标准和实现途径。第二章考察了中国职务犯罪的现实状况。该章通过比较职务犯罪的相关定义,具体界定了职务犯罪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不同的职务犯罪测度方法,即主观测度方法和客观测度方法。主观测度方法是以不同主体对职务犯罪的主观感受为基础而进行的测度,如透明国际组织的主观感受指数等指标；客观测度方法是以不同国家或地区实际发生或者查处职务犯罪数量为指标而进行的测度。然后该章利用这两个不同的指标,具体考察了中国职务犯罪的现实状况。由于客观测度方法的相对准确性和客观性,本文将客观测度指标作为本文研究职务犯罪的指标,进而开展相关实证研究。第三章分析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因素对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具体影响。该章首先统计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居民人均收入、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市化程度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变化。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该章提出了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以及城市化与职务犯罪惩治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假说。根据相关的理论假设,本章进一步提出了进行实证研究的计量模型。然后该章对相应的数据进行了具体处理,并进行了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通过回归分析,该章得出了不同经济社会因素的回归系数。根据回归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与职务犯罪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全国基尼系数与中国职务犯罪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城市化程度与中国职务犯罪率呈负相关关系。第四章考察了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立法成本投入状况。该章首先将立法成本投入分为立法机构运行成本、立法信息成本、立法审议和完善成本、普法成本和立法机会成本等几个主要方面。利用立法机构设置、财政资金拨付、国家工作人员工资等指标明确了立法机构的运行成本；通过分析立法草案的形成、立法信息的收集以及立法资料的获取等过程,讨论了立法信息成本的投入状况；利用立法机构的会期、会议次数、提案数量以及会议天数等指标,考察了法律审议和完善成本；通过考察法律文本制作、公布和宣传教育等过程,进一步明确了普法成本的投入状况；该章还进一步分析了立法机会成本及其作用。第五章分析了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立法效率。该章首先将立法数量和立法质量作为考察立法成本投入状况的具体指标,并梳理了立法数量、立法质量与职务犯罪惩治关系的文献,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立法数量、立法质量与职务犯罪惩治关系的假说。然后建立立法数量指数和立法质量指数,根据相应的假说建立计量模型,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并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后,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立法数量方面的立法成本投入不具有立法效率；而对立法质量方面的立法成本投入具有立法效率。第六章考察了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法律实施成本的投入状况。该章首先考察了纪检监察制度对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法律实施成本投入的影响。然后分别讨论了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案件线索管理成本、初查措施成本、立案程序运行成本等初查成本,还讨论了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侦查行为成本和侦查强制措施成本等侦查成本。此外本章还讨论了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审查起诉成本和司法审判成本等相关成本。这些法律实施成本构成了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主要法律实施成本,其具体的分配直接影响了职务犯罪惩治的法律实施效率,所以成为该章讨论法律实施成本的重点。第七章分析了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法律实施效率。通过整理威慑效应理论相关的文献,明确了考察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法律实施效率的指标,即惩罚概率和惩罚严厉程度,然后根据相关文献提出了惩罚概率和惩罚严厉程度与法律实施效率之间的关系假说。统计了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立案率、结案率、大案率和要案率等惩罚概率和惩罚严厉程度指标。根据相关理论假说建立计量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并进行相应检验,并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立案率、结案率和大案率不具有法律实施效率,而要案率等具有一定的法律实施效率。第八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出研究结论对中国职务犯罪惩治的理论和实践启示。从理论层面上,应当克服简单化成本收益分析倾向；重视职务犯罪惩治的威慑效应；重新定位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在立法方面,应当提升立法机构和立法人员的专业化水平；重视立法信息成本；健全立法完善机制；加强法律普及工作的实效性。在法律实施方面,应当完善案件受理机制；强化初查措施；转变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规制侦查强制措施；调整审查起诉标准等。当然由于研究数据等方面的限制,本文的研究成果还有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