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罚金刑数额设定模式中倍比罚金刑和限额罚金刑只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分别仅占据一成左右,其余全部规定了无限额罚金刑。我国无限额罚金刑在1997年立法后持续扩张,在刑法分则中逐渐占有绝对比重,且在修正案中具有明显的向其变动的立法倾向。虽然缺少限制的不确定性使得其适用可以妥善考量经济状况,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刑事政策要求,但是,其所具有的优势并非不可替代,而其所存在的弊端却因为涉及到基础法理问题而无法忽视。无限额罚金刑的不合理扩张还导致在体系上无法逻辑自洽,不仅阻碍了量刑的规范化建设,也无法发挥出自身的应有作用,因而有必要予以废除。从罚金刑的历史本源可得,罚金刑的初始功能指向便是群体利益,补偿的是行为本身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和国家在惩罚犯罪过程中的耗费。而我国自古以来便有着将罚金刑与其他刑罚等价交换的立法经验。在现代中国,罚金刑存在的趋利性弊端理论上已经被消除。因此无需追求罚金刑作用的全面性,不强求罚金刑的判处,而应当敢于配置限额罚金刑,同时发挥出倍比罚金刑直接关联社会经济损失的本质作用。此外结合当代制度考察可得,无限额罚金刑的废除既有域外立法经验的引领,又有本土司法实践的铺垫,因而废除的思路事实上可行。将无限额罚金刑全面废除后,保持刑法分则中以扩大适用为目的的罚金刑配置思路,用倍比罚金刑和限额罚金刑来进行全面改革。同时需要依赖司法资源,并辅以犯罪人财产调查制度和犯罪数额推定制度的配套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