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各省的地方自治运动不断兴起，逐渐由个别省区向全国范围内扩展，并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而地方自治思潮的涌动直接推进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清末民初贵州地方自治思潮的出现，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晚清时期，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人民生活艰难无比，对结束剥削实现平等的要求十分强烈。清政府下谕推行“预备立宪”后，各省即开始了对宪政道路的探索，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接受维新思想的士绅正是当时地方自治思想的主要宣传者以及自治事务的主要实践者。从“预备立宪”时期清朝谘议局对自治事务手足无措，到着手制定法案和议案，举行自治选举，再到资产阶级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各省将地方自治的内容落实到政体选择及制度设计。以上过程均以不断传播和丰富的维新思想和宪政思想作为指导。它不仅为各省的地方自治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更为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府提供了制定政治运行框架的参考。地方自治运动思潮旨在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因此不仅对民主政治推崇备至，强调对权利的限制，积极推行民主政治实践，而且也强调人民自治，力图唤起人民的民主意识使民众参政议政、参与法律的制定等政治活动。可是，由于宪政思想与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化意识形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清末民初贵州的地方自治运动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对于中国近现代以及未来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贵州在地方自治中所采用的共和政体以及权利限制等政治原则，也将持续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启示。纵观中国与西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近代的地方自治制度始于西欧，有“英美型”和“大陆型”两种类型。[1]前者以英国的制度作为原型，类似于中世纪的自治都市，拥有高度自律性的团体，由当地居民自行选举当地议会，由议会推举该地方团体的首长。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后者则以普鲁士的制度为原型，是指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为推行其统治而设立各级自治团体。这些自治团体既是处理该区域内部事务的职能部门，同时也是国家的行政机构，需要服从国家的命令。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出于自保推行政治改革。正是这一举措，使西方的宪政思想向中国传入，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关于宪政的理论。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早期，改良派所主张的“君民共主”，虽然与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特征并不相符，但却是中国君主立宪思想的雏形。到“戊戌变法”维新时期，君主立宪的思想则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基本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宪政国家基础理论所包含的内容。到晚清时期，君主立宪思想已经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二十世纪初，由立宪派提出的“国民立宪”主张，真正把晚清君主立宪思想由二元君主立宪制推进到议会君主立宪制，此时，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式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并最终确立了“预备立宪”的重要先行条件，为掀起清末颇具规模的地方自治运动作了准备。民国建立之初，这一运动继续推进，但随之被袁世凯所扼杀。护法战争开始后，南北陷入分裂，联省自治运动又趁势而起，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形成高潮。但由于中国自秦朝以来，一直延续由皇权统领一切，高度掌权的中央集权专制，面对这一时势，接触到宪政理念的知识分子逐渐划分开来，一面是主张完全通过以暴力摧毁旧制度来建立全新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一面是希望在维护皇权的同时，完成民主改革资产阶级改良派。辛亥革命爆发前后，这批知识分子在全国和各省的革命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将自己的自治思想、政治主张直接贯穿到革命和新兴政权当中，是研究这一时期内政体选择、制度设计以及民主政治措施的重要突破口。清末贵州，相较其他省份经济和文化发展落后，但其在辛亥革命中独立的顺序在全国范围内位列第九，这样的成就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贵州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些人在后来贵州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的典型代表更是成为后来贵州宪政制度的直接制定者。因此对于贵州地方自治的思潮进行梳理和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