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既是一个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过程，更为一个不同民族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翻译这一极其复杂的过程必然涉及到原作、译作、作者、译者、读者及其所承载的语言、文化及社会等诸种规范因素。但不管是影响译文的内在语言规范因素，还是外在的社会文化规范因素，都必须经由译者的中介作用才能具体体现在译文中。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核心主体，从翻译动机的确立、翻译的文本选择、原文的理解与阐释、翻译策略的取舍及译文的传播与接受，其在整个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对翻译各环节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在翻译研究中，译者行为研究是一个难以避免而又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基于此，本文对文学翻译中译者行为展开理论探讨，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点进行：(1)拓展翻译社会学途径对于描述翻译研究的解释力，并建构译者行为与翻译规范的互动模式；(2)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翻译规范及译者行为不同应对的深层原因，探析译者行为批评原则并尝试建构译者研究的翻译学分支学科。本文在综述当前译者行为研究现状基础上，指出传统翻译研究及当前文化转向对于译者行为研究的偏颇之处，在借鉴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合理内核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解释译者行为的模式，为不同时期译者行为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本研究通过文献综述、理论批评与定性研究，共时层面考察与历时层面比较相结合，对不同时期表现翻译规范的翻译动机、翻译选目、翻译策略及翻译接受等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以使研究具有综合性；在个案研究中，尽可能收集相关资料，以对其做全景式描述，从中揭示特定时期不同的翻译规范及译者所做的不同应对，使其对翻译研究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除导言和结语外，整篇论文由以下六个章节组成。　　 作者在导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主要阐述了整篇文章的研究动因、研究假设、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以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中译者主体性彰显的决定论倾向及翻译归结论学者对于翻译本体的语言学回归为例，探讨其在阐释译者行为方面存有二元对立的致思模式，不能有效地解释不同译者在同一文化环境及同一译者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行为变化。以此为基础，提出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及合理性、论文所要研究的具体主题及方法途径。　　 第一章为译者行为研究文献回顾，以探讨不同翻译研究途径中译者行为研究现状及其不足。本章首先在指出以往的研究多侧重对译者主体性考量，视其具有主动性与受动性二元属性，即或强调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意识；或重视外在语言文化因素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制约，造成或过于强调译者主体性某一方面，而对其它方面关注不足，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够系统；或过度概括，造成对同一译者行为结论各异或致自相矛盾。鉴于此，作者对译者行为内容及研究范围、译者主体及译者主体性等概念进行界定，考察了不同研究范式下译者行为表现，并从译者主体性概念、译者地位与角色、译者及其著作研究、主体性与受动性、译者心理与素养及不同主体关系等不同主题领域分析译者行为研究现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及解决途径。　　 第二章旨在探讨描述翻译学对于译者行为研究的意义与不足。本文在梳理描述翻译学研究来源、性质、功能及发展历程基础上，分析描述翻译学中不同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并以多元系统论及描述翻译规范研究为例，结合不同时代背景来探讨其对译者行为研究的重要意义及存在的不足与原因。本文认为图理只考虑了预备规范与操作规范，而对译者翻译动机及翻译接受关注不足，更没有详细阐述翻译过程中各阶段存在的不同翻译规范，对规范变化的原因缺乏分析。不可否认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系统规范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以来，佐哈尔、图理、切斯特曼、赫曼斯到勒菲维尔一直在不断拓展描述翻译研究，尤其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极大地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它采用客观描述的方法来具体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种翻译现象，并把译作置于具体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环境中来研究制约其过程的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等规范因素。其片而地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源语规范与译语规范存在冲突时，译者总是倾向于偏离源语规范而遵守译语规范，以便使译本为译语文化系统所接受，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文化环境中复杂多变的译者行为仍难以全部在规范的框架中加以阐释。　　 第三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即从布迪厄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其理论中核心概念“惯习”及“场域”来阐释不同译者行为的原因及其与不同场域中翻译规范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厘定译者惯习及翻译场域基础上，指出翻译场域包括译者的社会场域与职业场域，前者包括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而后者包括翻译过程中翻译动机、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及翻译接受等方面。它们中的不同翻译规范必然影响到译者行为，而影响程度则取决于译者个人的社会惯习与职业惯习。其后，本文指出且因场域中译者地位或译者个人惯习变化而造成同一时期不同的译者行为。不可否认的是赞助人、国家意识形态与读者接受都会影响到译者行为，但必须经由译者的认同而表现在译文中，对译文的译后编辑修改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对译者行为的研究这不仅要描述特定时期翻译场域中存在的诸种规范，即对影响和制约翻译活动的因素进行归纳分类以分析其规律性，更要进一步从译者自身对规范认同与违背来做进一步阐述。译者惯习既渗透着社会的客观性，又体现着个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既具有规律性，也具有变化性。惯习它作为身体中内化的结构具有一种生成性，既能调整已有惯习结构，又能动地建构实践的对象。译者会因惯习的调整而不断改变自身的主体行为，从而影响翻译规范的演变。场域乃不同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网络，由于个体拥有资本不同而处于不同地位所造成，而场域中风格接近的译者行为模式又构成了处于主导或边缘的翻译规范。　　 第四章以晚清为具体时代背景研究此期文学翻译中存在的翻译规范，探析造成译者林纾与鲁迅在翻译中的成败原由及造成不同译者行为的深层原因。本文在翻译动机方面选取1898～1911年间45篇译序跋为例，通过数据统计方式来分析在翻译动机中存在的三种翻译规范：社会政治的功利性动机模式、艺术审美动机模式与跨文化交流动机模式；在文本选择方面，本文通过对此期间1063种小说翻译来源与体裁的数据分析，指出译白英法美的小说代表了此时期翻译来源的主流，而在体裁方面却以侦探小说、爱情小说和社会小说为主，政治、冒险及科学小说等并没有进行小说翻译的中心；在小说翻译策略方面以译述或意译为主，在语言方面古文及文白参半的翻译语言仍然作为小说翻译规范，但白话翻译语言也有长足发展，在小说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及叙事结构方面仍然以连贯叙事、全知叙事和以情节为中心；在翻译接受方面，此其翻译评价主要以译者文笔为主，对译文内容进行道德评判，职业翻译规范仍然处于边缘。　　 具体的研究以同期差异明显的林纾与鲁迅翻译为例展开。与学界普遍认为他们为此期翻译的主流与支流代表不同，本文旨在通过文献综述、数据统计等方法来研究他们在翻译动机、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及翻译接受等方面对主流翻译规范的认同及违规，及造成他们不同译者行为的原因。本文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指出任何译者行为并不是单一的顺从规范或违背规范，对译者行为的评价应该具体按照译者所在不同场域及翻译的不同过程阶段进行，译者惯习是造成不同译者行为的直接原因，它也间接引起了翻译场域中规范的变化。　　 作为比较，第五章选取翻译活动在国家统筹规划下进行的建国后“十七年”为例，来研究此期间存在的翻译规范与不同译者行为。与译界普遍认为此期间为翻译荒芜期，译者只能顺应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不同，本文将此期间翻译动机模式划分为与苏联意识形态认同、民族自身话语意识及支持反殖民斗争与民族独立；在翻译文本选择方面主要以此期间5442种文学译著为基础，本文指出译文体裁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篇和长篇小说为主，其中译自苏联的作品近达60％；本文把具体翻译策略细分为文体、语言、结构及内容四方面，并指出直译乃是此期的主流，而非普遍认为的意译策略；在翻译接受方面，由于国家对译著实行审查政策及对出版社的改编，使得意识形态而非读者真实需要成为影响译文接受的主流规范，但它并没有根除读者对文学本身的评价，黄皮书的发行及地下读书运动都促进了以后翻译规范的变化。　　 作为此期间经典译作，《牛虻》的成功离不开译者李俍民对当时翻译规范的遵守，但由于译者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惯习结构使其翻译行为表现出对主流翻译规范的偏离。本文指出，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来源于其对革命英雄人事的热爱及其革命世家影响；其翻译策略在语言上因受到当时职业场域影响主要以直译为主，而在涉及到政治、宗教及伦理等意识形态内容时，由于其本人惯习结构不同而有不同特点。具体而言，在政治与伦理方面以归化为主，而在宗教方面以异化为主；虽然译文接受受控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但译者在封面设计、插图及前言方面做了改编，当时的文学评论及读者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译文的经典化。　　 第六章对两时期在不同翻译场域中存在的诸种翻译规范与译者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译者不同惯习结构与翻译规范变化的动态状况及变化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时期都存在层级不同翻译规范，但其对译者行为的影响因时代背景不同而表现各异。在缺乏国家主导规范时期，译者行为主要源于其自身不同惯习结构，而在翻译受制于国家主导规范时，即当赞助人兼合时，如译者惯习符合场域中翻译规范，则其主体性贯穿于翻译过程始终；如其与各场域中规范不符，则其主体性更多表现于翻译策略中。翻译规范与译者行为之间不会因时代不同而表现出绝对的遵从与偏离，这一切要取决于译者不同的惯习结构。　　 本文认为译者行为因在不同翻译场域中地位及其具有的惯习不同而造成其译者行为的异质性、杂合性及其社会性。以此为基础，本文进而探讨评价译者行为的原则及方法，具体分为：规定性、描述性及解释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理论视角的综合性及译者行为评价的多维性，这要求在评价译者行为时采用共时与历时，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以真实的反映译者行为的复杂性，而不应简单的认为翻译规范对译者行为的操纵，从而压抑了译者主体性。基于译者行为研究与翻译学科框架中其它分支的紧密联系及其在相关翻译研究中的片面性、不系统性，本文在梳理翻译规范与译者行为关系、译者行为批评原则方法基础上，探讨了译者研究作为翻译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可能性及其所包含的内容，以纠偏当前翻译研究中过于注重社会环境中的操纵因素而对译者重视不足的缺点，并进一步拓展描述翻译学对译者行为的解释力。　　 结语部分总结认为，本论文的主要贡献是结合布迪厄文化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惯习”与“场域”来阐释译者行为的异质性与杂合性，具体包括：重释翻译场域、译者惯习构成与翻译规范的层阶性，并探讨其关系的互动模式，并以晚清和十七年间文学翻译为例来个案研究翻译规范与译者行为。论文最后指出，这项尝试性研究有其重要性，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并就此领域的深入研究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