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他自己也承认：“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作为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他的法律思想同样呈现出多变的特征。1899年以前，梁启超坚持“中法为本，西法为用”的法律观。一方面，梁启超主张通过维新变法，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来挽救民族危机，强调“治旧国必用新法”；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其早年特定的知识结构、人生经历、社会背景的影响，他又坚持“中法为本”，力图从本位角度上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了将中西法律文化纳入一个综合的思想体系中，梁启超借用了“西法中源”说，试图以此来缓和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 1899—1917年间，梁启超持“西法为主，中法为辅”的理念。一方面，梁启超深受西方启蒙学者的影响，把建设法治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以西方法律学说为武器，提出了诸如立法权应由广大国民掌握、设立立法部、司法与行政应当分立等一系列具有西方法治精神的主张，力图以西政西法为范本，改良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真正在中国开创一个“立有文明之法，公正司法”的良好局面，以创建一法治国模范。另一方面，梁启超并没有全盘西化、醉心西法。作为一名自幼接受严格传统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文化已在他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他的身上始终笼罩着传统文化的影子。因而，就在他积极向西方学习，对西方法律赞赏有加的同时，他始终没有完全放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基于这种考虑，他提出了诸如知县可以兼理司法、轻微案件不必注重形式、对一些案件限制上诉等一系列具有浓厚保守色彩的主张，明显违反了西方法治的实质精神。 1917年以后，梁启超的法律思想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回归传统，重新肯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化和中西，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法律文化体系。他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认真研究，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法律文化各有所长，因而单纯的“醉心西法”或“恪守祖宗成法”都不是正确的选择，必须“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梁启超的“文化化合”设想不乏真知灼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中国宗法农业社会的逐渐解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面临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