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的人口大流动。庞大的农村人口如同潮水般涌向城市。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这一群体接近9000万。2004年，按出乡务工3个月以上口径统计，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1.18亿人，在乡镇企业就业人员1.36亿人，除去其中重复计算部分(有些外出务工农民到异地乡镇企业就业)，估计非农产业的农民工人数在两亿人以上。在庞大的农村流动群体中，大约有1/3是女性流动人口。进入大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口愈来愈多，对城市与农村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其中大量的农村女性人口的流动以她特殊的性别特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外来农村女性人口不仅与外来男性农村流动人口存在共性，更有许多独特的特征。它不仅反映农村流动人口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与整个女性问题交织在一起。处于婚育年龄阶段的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婚姻问题不仅是她们的个人问题，而且还是社会问题。外来农村女性流动人口作为特殊的女性群体有许多重要的特点，流动改变了她们的生活状况，她们在城市的流动是自身继续社会化的一个过程。流动改变了农村女性人口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思维方式，进而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和人生轨迹。 本研究围绕城市外米农村媳妇的进入城市的路径和方式、个人生活发展状况、作为新移民的她们是怎样融入城市社区和城市社会的、而城市对她们这样的外来者接纳程度如何以及城乡联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旨在描绘出城市外来农村媳妇进入城市、适应城市和在城市发展分化的图景。在本研究中，城市外来农村媳妇指的是原来是农业户口，来自本地或者是外地的农村女性，以婚姻的形式嫁进城市，定居在城市，自己的户口因婚姻关系，以夫妻投靠的方式(婚迁)已经或即将迁至所定居的城市，身份由原先的农业性质变更为城市居民。本研究将从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采用质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和观察的手段进行调查，并把在调查中收集到的外来农村媳妇的口述生活史作为研究的资料的主体。本研究所关注的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的城乡联姻。它的主要形式是城市男性与农村女性之间的婚姻。婚姻的双方是位于底层的城市男性与农村的中上层女性。在这样的婚姻交换中，男性城市户籍和农村女性的身体资本互为交换的砝码。由于进入婆家方式的差异，外来农村媳妇在嫁入时存在不同的境遇。但是在嫁入婆家之后，她们都存在着尽快适应婆家的问题。研究发现，外来农村媳妇在城市的适应过程中主动地采取各种生存策略和方法来融入婆家和城市社会。由于个体资源的缺乏和地位上的弱势，外来农村媳妇只能用依从与顺从来和处于强势地位的婆家和其他城市人群进行交换。由于既往的户籍的先天劣势，外来农村媳妇难以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她们在城市里难以建立与城市人群的社会交往，她们的社会交往同质性强，社会支持网络往往停留在农村。在嫁进城市，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之后，外来农村媳妇因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乏，她们在城市里难以实现进一步的向上的社会流动。由于个体的差异和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外来农村媳妇在城市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她们中的少数人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和积累，进入了这一群体的上层，得到了城市社会的接纳和认同。她们中一部分人因为具有独立的经济收入获得了较为稳定和保障的家庭生活。还有一些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只能依附于城市丈夫和婆家，甚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由于对城市的适应的差异和城市对她们接纳程度的不同，外来农村媳妇有的成为了城市的“内部成员”，有的成为“定居者”，有的依然是“旁观者”。城市外来农村媳妇的大量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城乡婚姻的二元壁垒，城乡联姻拓展了城市和农村的通婚圈，缓解了城市婚姻市场中的婚姻挤压状况。但同时却又造成了农村婚姻市场的失衡。这将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通过对城乡联姻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城乡户籍壁垒的消失改变不了文化壁垒的存在，外来农村媳妇在城市难以得到真正认同。由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限制，外来农村媳妇在城市的向上流动存在着障碍。由于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外来农村媳妇及其家庭极易陷入贫困。外来农村媳妇的贫困和边缘状态很有可能会进行代际的再生产，通过生育传递给子女。婚姻迁移使外来农村媳妇进入了城市社区和城市社会，但是这并不代表她们就此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这是因为婚姻迁移和社区迁移并不是同步的。婚姻迁移是快速的、显性的；而社区迁移是内隐、长久和缓慢的。从本质上讲，社区迁移是一种文化上的调适，是由外群体进入内群体的过程。外来农村媳妇必须进行再社会化才能完成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这种再社会化需要外来农村媳妇个体和城市社会进行有效的互动才能较好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