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三十余年，其中的成就毋庸置疑，然而我们也遭遇了一些现代性的难题。怎样解决这些现代性的难题，既需要我们向世界寻找答案，也需要我们回溯历史，从中国历史的深处去寻找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可行路径。而宋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解决机制直至今日对我们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就此而论，研究司马光的伦理思想，尤其是研究其“义以制利”的价值观、以礼治国，宽猛相济的政治伦理思想、“谨守礼法”的睦亲伦理思想等，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学界对司马光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治国思想、理财思想、哲学思想、史学思想和家教思想方面，对司马光的伦理思想关注明显不够。实际上,司马光除了编著《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以外，还撰写了一系列专论伦理道德的文章，如《三德》、《大学中庸义》、《注古文孝经》、《书仪》、《家范》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以历史说伦理的著作，因为它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便君主“善可为法，恶可为戒”，“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司马光提出的伦理思想在当时宋学的框架结构中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不仅挑战王安石新学伦理思想，而且对三苏为代表的蜀学伦理思想多有批判，对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伦理思想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研究司马光伦理思想，不仅是深度研究宋代伦理思想的内在需要，而且也有助于当今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政治伦理和家庭美德建设。司马光伦理思想的形成既是宋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时代产物，也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可以说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理论渊源。司马光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孺家的德性主义和道德至上论，其中纲常名教和崇礼尚义构成基本价植基座。而其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即是利人为仁的义利观，山“求利以养生”、“义以利事”、“爱利天下”、“君子尚仁义”等要素构成一个有机的伦理价值体系。司马光政治伦理思想包含了其以礼治国，礼法相济的治国之道；仁、明、武君主道德；任人唯贤、信赏必罚的人才伦理；忠君善谏，爱国利民的官吏道德和交邻以信，华夷两安的民族伦理。司马光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以义理财的义利观，理论宗旨是藏富于民，理论核心内容包含：“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减损浮冗而省用之”、“随材用人而久任之”三个方面，涉及生产、分配、消费、管理等经济节。司马光家庭伦理思想包括谨守礼法，勤俭持家的治家之道；慈训曲全，爱教结合的父母之道；行孝至诚，谏而不逆的子女之道；以敬为美，以义相合的夫妇之道和兄爱而友，弟敬而顺的兄弟之道。司马光伦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经济伦理、政治伦理、文化伦理和家庭伦理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至深且远的理论命题和观点，诸如“德者才之帅，才者德之资也”，“山俭入奢易，山奢入俭难”，“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等等。一代伟人毛泽东毕生酷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他读《通鉴》真是入了迷,一读就是半天,他说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见郭金荣《读破了的一部《资治通鉴》——毛泽东最后一名护士回忆毛泽东》)毋庸讳言。司光光的伦理思想也有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点和局限，如封建主义纲常名教的朽梏，道德至上论的偏执，以及忠君与爱民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予以实事求是的批判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