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奇和汪蓉培的《牡丹亭》英译本都被认为是经典的翻译改写本。经过对比发现，这两个英译本在很多方面展现出了了显著的差异。比如，伯奇的译本语言修饰丰富，文本体现出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而汪译本语言通俗易懂，文本风格简洁明了。在唱词的翻译中，伯奇版本通篇使用“自由体”，而汪版则使用了“韵体”。因此，基于上述差异，本文试图对比分析造成这两个文本间差异的深层原因。作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代表，比利时学者安德鲁·勒弗菲尔认为，翻译是在文学系统内的改写过程。译者在改写过程中，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系统三个操控因素的制约。意识形态操控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选择，翻译的策略适用，以及对具体问题的处理。诗学着重研究译者的重写手法，即译者如何把其译本融入当代主流诗学形态。赞助人则通过操控译者，使其译作迎合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这三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对翻译过程进行操控。根据操控理论提供的研究视角，本论文运用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两译者在重写过程中如何受到操控，以及在不同文化系统中，操控因素如何影响两译者对翻译方法的选择。综合具体对比分析发现，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受到了三个因素不同程度的操控。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伯奇设定的目标读者为精英读者群体，而且他希望原文体现的人文精神能对目的语的社会带来积极影响。与伯奇不同，汪蓉培的目标读者为普通读者群体，因为他希望通过翻译促进中国和目的语间的文化交流。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操控下，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另外，两译者在翻译原文中的情色描写时，受到了不同文化系统中社会规范的制约。伯奇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不把这些情欲描归化到自己的目的语文化系统中，而汪蓉培在翻译过程中，则不受目的语社会规范的制约。在诗学操控下，伯奇通过模仿原文的词汇和句法特征，使其译本具有异国情调和诗学异质。与伯奇相反，汪蓉培在翻译原文晦涩难懂的语言形式时，通常会遵循目的语地语言表达习惯。相比之下，伯奇的译本比汪译本更具有异域风情，但汪译本在语言上更地道。其次，伯奇的译本语言修饰更为丰富，其中“自由体”诗体有利于在译本中创造具有象征性的文学意象。而汪译本语言更为通俗易懂，“格律诗”的使用，也使译本语言上更具音乐美感。赞助人对两译者的操纵主要体现在出于文本被接受的最大化的目的，赞助人在意识形态上诗学层面上对译者施加影响，使两译者在重写《牡丹亭》的过程中，无意或有意地向其靠拢。以操控理论为依据，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牡丹亭》的两个英译本是在操控下的改写活动。在三因素的操控下，两译者在翻译《牡丹亭》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伯奇主要通过增词，拆分句群等方式使其译本在语言风格上更接近原文，更富有异域风情。汪蓉培通过省略，合并句群等方法使其译本语言通顺流畅，符合目的语语言习惯。因此，操纵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牡丹亭》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受到操控，以及处于操控下的两译者如何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不同翻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