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分红问题一直是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十八界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将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提高到30%,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充实社保基金。红利上缴是国有股东和国有企业经理人之间的一种不完全契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对双方的决策机制进行剖析,包括决策参照点等心理因素,超出了经典委托代理理论的范畴。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尝试基于行为经济学范式,从契约参照点视角研究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文章构建了国有企业红利上缴过程中的内部参照点和和外部参照点效应模型,讨论了不同条件下红利上缴政策可能带来的低效问题以及解决途径。从内部参照点角度看,低效产生的原因在于政企双方对应缴红利额看法的不一致,政府可以采用提前公布应缴红利额的方法来统一预期并提高效率,但考虑到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需要权衡定额红利与定比红利的使用；从外部参照点角度看,低效的原因在于外界红利上缴范围改变了政企双方原有的决策参照点,因此政府在制定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时应避免所设定的红利上缴范围与外界环境相差过大。实证部分采用联立方程模型,采用2007-2012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内部参照点效应和外部参照点效应的存在。实证结果表明：(1)现金分红与国有企业经理人绩效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合理范围内提高现金分红要求可以激励经理人更加努力工作,反过来经理人努力工作可以使企业更具有红利分配能力；(2)历史经营绩效以及所在行业平均经营水平是影响国有企业确定当期决策的外部参照点。最后,本文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预设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参照点；权衡比例红利与定额红利；保持政策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