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宋、金、西夏长期对峙,蒙古部族从北方草原兴起,极具军事优势与征服野心,累年不断地四处攻伐,逐一覆灭原有汉地政权,并经忽必烈仿效汉法,建立起“内蒙外汉”二元体制中原王朝。尽管元廷开辟广袤疆域,结束五代以来几百年南北分裂局面,实现了多民族空前的统一并存与文化交流,但是原有政权消亡后,这个由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面临各种社会与文化问题的挑战。不仅需要恢复社会秩序和维持体制运行,还要完成多元民族文化整合以及华夏文化传统承袭。只是蒙元掌权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稳固,政治、经济与文化多以贯彻民族特权与民族歧视政策,又随着整个元代贯通中西、交融南北的局面开启,包括蒙古民族在内各类人群乃至于全体社会,都在这一时段原有结构与文化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化。那么,如何适应社会变化、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运转,元代政府和民间都需要共出智慧和努力,无疑民生的保障是最为有效且基础的内容和方法。然而事实上,元代政府救济的政策措施和机构建设远不及宋代,不但社会救济法令和建置粗疏空乏,往往还多由于蒙元民生保障经验不足,造成既有社会救济政策的不时废止,经常处于推行不力、维护缺失的状况。虽然元代官方救济的规模、质量和效果,与宋比较相去甚远,但在民间层面以士人群体为主的各种社会力量,在广阔汉地仍然坚持施行或倡领各种善举,沿袭前代慈善传统,成为政府管理顺畅、地方社会安定、民众生存有望的可靠力量。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元代慈善这一议题,概览并思考元代慈善及其主体的具体面貌,以及背后所展现的元代社会变化等问题。回顾中国传统社会慈善发展的历史,宋朝形成一种新的世俗性慈善,其影响及于明清甚至民国。由于宋朝适逢唐宋变革期,宋朝即近世之开端。元代承接宋朝影响,下启明清。因此,发端于宋朝、递嬗于元代的这一慈善可以命名为近世慈善。那么,元代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慈善发展的关键时期,究竟元代慈善在蒙古部族建立大一统政权下,是如何传递下去又遭遇什么命运,为何又被明清继承下来,都需要重返历史场景进行细致地发掘。再根据史料梳理发现元代慈善与历史上大多数慈善遗存类似,多是附着于好人好事的记录,但从慈善记录到慈善活动,其间实际上有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即慈善书写。因为慈善活动仅是涉及到事实层面,慈善书写方才触及知识层面。前期慈善研究多是从概况角度进行事实层面的总结,并未强调书写视角回归到知识层面的剖析。同时,慈善记录本身就存在复杂性、多样态,有必要正本清源从最为基本的文本史学角度出发了解慈善文本的“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如此才极有可能达到一种返璞归真的慈善面貌认识,包括慈善具体建构与知识生成的材料选择和思想观念。若要了解近世慈善传统是如何在元代传递,那么也就需要理清元代慈善书写的相关问题。何况元代大一统促成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剧烈地碰撞和交织,社会群体民族成分复杂、内部组成重构都有明显表现,不同群体的慈善记录及其行为势必存在一些差异。元代各类社会群体慈善具有怎样的基本状况和各自特点,便可从慈善书写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故而,作为元代重要民生的民间慈善、近世慈善连接的元代慈善、元代不同群体的慈善概况能够集中到元代慈善群体及其慈善书写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考察。若想实现从事实层面到知识层面的研究目标,那么首先必须抓住并充分利用元代社会群体慈善记录及其行为集中的典型文本——墓志铭。加之,墓志铭材料本身具有隐恶扬善以及夸大溢美的特点,因此,更需要强调慈善书写视角的运用,具体路径是整理与分析墓志铭中的慈善记录从中了解元代群体慈善书写以及慈善行为特点,以感知元代慈善在近世慈善中的地位,及其对传统社会慈善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可见,元代这一特殊历史时代背景以及在近世慈善的关键地位,最为直接面对的是慈善实施主体的各类社会群体在多元文化冲击与交融下发生变动,贵族、官员、士人、富民、僧道、妇女或在阶层,或在职业,或在性别层面经历一些复杂的变化或重构,那么元代各类群体慈善行为在阶层构成、职业分化以及性别区隔的联系与变幻中有着怎样记录和实景,有必要对此进行分群体地细加分析和深入挖掘。为本真地了解各类群体慈善实际面貌,需要尽量将各类群体慈善生成过程还原,以及与政府管理、地方社会乃至群体自身之间的关联剖解清晰,于是采用慈善书写视角,集中分析并对比元代各类群体慈善记录主要又关键的文本墓志铭,以此挖掘元代慈善群体的整体概况及其深层动力。故而,元代慈善群体、慈善活动与慈善书写本就是天然的集合体,在元代民间慈善议题统摄之下综合讨论慈善群体、慈善活动与慈善书写是必要且可能的。经由以上研究主旨的指导,本文准备在系统梳理元代慈善群体的墓志铭基础上,运用社会史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统计并探讨元代各类群体的慈善记录和慈善行为,分析群体慈善在当时社会所展现的面貌。与此同时,再从基本史料入手贯彻历史书写视角,分析元代各类群体慈善记录所展现的思想观念、突出特征,从系统的、联系的、比较的眼光阐述元代各类群体慈善的共性与差异。简而言之,将元代慈善群体活动纳入到元代社会史研究之中,并结合历史书写这一视角系统深入、综合分析地解读元代各类群体慈善与社会发展、思想变动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元代慈善史、社会史的深化研究有所裨益。据以上逻辑立论和研究思路,本文体例具体设计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意义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对本文的主旨、理论定位和研究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资料问题和相关概念进行说明,从而将理论、方法以及资料三方面的基本思路和概念予以理清。第一章为元代贵族群体慈善。首先概述元代贵族群体的基本构成,统计贵族慈善记录,以对元代贵族慈善史料遗存做出整理、归纳和分析。接着系统地讨论元代贵族慈善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整体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元代贵族群体慈善在政府管理、地方社会以及群体自身方面的特征表现。第二章为元代非士人普通官员群体慈善。由于元代非士人普通官员群体较为混杂,首先有必要对其具体构成进行细致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统计非士人普通官员群体慈善记录的状况,思考非士人普通官员慈善遗存背后的书写类型、思想观念等等因素。接着再细致了解与思考非士人普通官员慈善活动的内容及其特征。第三章为元代士人群体慈善。自宋以来士人群体已经成为民间慈善活动的主导力量,元代士人群体由于在内蒙外汉的二元统治政策下,生活机遇、仕进途径和社会地位都出现一定程度新变化。因此,首先需要厘清元代士人群体的具体构成以及士人慈善记录的比重,其次通过梳理相关慈善史料展现士人群体慈善活动的内容及作用,着重思考元代士人群体是如何沿袭宋以来的民间慈善传统,以及士人慈善在政府管理、地方社会以及群体发展所呈现的特点。第四章为元代富民群体慈善。元代富民在元廷“嗜利好财”的统治特色下有所状大,富民群体基本构成首先需要分析清楚,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富民慈善记录的所占比重和书写概况。接着剖析和辨别元代富民墓志铭中的慈善史料,梳理富民慈善活动的具体内容以及特点。第五章为元代僧道群体慈善。元代僧道群体获得政府尊崇,首先有必要细致了解僧道群体的主要构成,并深入挖掘他们碑铭数量较大但慈善记录并不多见的具体情况。其次分析元代僧道群体慈善活动的内容及特点。第六章为元代妇女群体慈善。元代妇女群体是从性别进行分类,涉及的阶层跨度较大,因此首先梳理清楚妇女群体的主要构成,并统计元代妇女慈善记录的占比和分析妇女慈善书写概况,接着了解元代妇女慈善活动内容及其特点。最后对本文进行简单小结,概述元代慈善群体活动的整体面貌,并关注元代各类群体之间慈善书写特点及差异、慈善活动特征等问题。这些要完成的章节之中,以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相关论题最为关键,原因在于非士人普通官员群体和士人群体墓志铭和慈善记录的数据巨大,以及慈善活动较为丰富和有所贡献。总体而言,本文通过探索元代各类群体慈善活动与社会运转、价值观念之间关联和互动,进而能够为元代慈善史、救济史和保障史的深化研究,以及当下社会群体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沿袭慈善文化传统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与参考价值。经过研究发现,元代各类群体善举义行继续保持宋以来慈善活动的丰富与活跃,沿袭了前代的慈善传统。通过慈善行为,元代各类群体既有的部分财富与资源顺利完成流动,面向宗亲、乡闾以及更加开放的对象与地域间实现再分配,为家族兴盛、地方稳定、政府运营提供帮助与做出贡献,并从中传递仁爱互助传统、人文温情关怀,成为彰显自身社会价值、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平台与渠道。除此之外,再经由群体视角和历史书写所展现出来的共性和差异,发现元代各类慈善群体在慈善书写、慈善活动、慈善文化传统又存在一些特征与表现。总体而言,元代各类群体慈善书写和慈善行为有所差异,存在一定程度的嬗变,但是元代慈善基本上是继续传递前代以来的慈善文化传统,属于“近世慈善”的关键连接阶段,为中国慈善文化传统积累与沿袭做出贡献。由此也可看出元代虽不同于以前中原王朝,由蒙古部族建立了“内蒙外汉”的政治体制,成为中国历史上较有特色一大时段,但是蒙元统治者所推行的这种双本位体制,实际上只是表现一种政治上的双本位。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华夏文化体系兼容并蓄,核心吸力不断增强,各类不同文化人群都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包括慈善在内的华夏文化传统继续在元代发挥效用并传递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