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是与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密切联系的,药品的质量优劣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命健康。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 "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要件,降低了本罪的入罪门槛,使该罪的立法模式由原来的具体危险犯变为抽象危险犯。这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很多问题,例如销售一粒假药即构成犯罪的情形也有存在;生产确实有治疗效果但是缺乏生产批号的药品构成该罪的情况也有;从海外代购药品也构成本罪的情形亦屡见不鲜。本文从生产、销售假药罪不完善之处出发,结合案例,具体分析本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境,并对其进行理论方面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本罪的具体司法实务运用进行分析。本文首先介绍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历史沿革及相关司法解释。其次,文章开始着手分析生产、销售假药罪在司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这其中的首要问题是对假药的界定。刑法上的假药是按《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中药、民间偏方及性保健品是特殊的药品,在认定其是假药时要结合它们的特点予以准确认定。然后,是关于本罪的法益保护问题。本罪保护的是复杂客体,《刑法》应侧重于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权,而不是国家对药品的管理秩序;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也应优先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再次,本文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予以分析。关于本罪的主观方面,应为故意而不包括过失;主观明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司法推定,并且本罪在主观方面要以营利为目的。关于本罪的客观方面,对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应扩大理解。另外,对于新型的微信平台等网络销售假药的情况也应予以重视。最后,对于生产、销售假药罪与其他易混淆的罪名应当严格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