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关注和研究企业的所得税负担时,往往更关注税收优惠政策给企业减轻税收负担的情况,而忽略了企业在享有税收优惠的同时,也会承担隐性税收（Wilkie,1992;Callihan and White,1999;Erickson and Maydew,2007）。所以我们在关注企业的税收负担时,要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考察,不但关注企业的显性税负,还要关注企业的隐性税负。本文研究的“隐性税收”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它与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不同。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没有摩擦因素的存在,所有资产的税后利润率应该相等,所以在市场中资本竞相流入享受税收优惠的行业（或地区）,导致该行业（或地区）竞争加剧,成本上升,该行业（或地区）的产品供给增加,价格下降,由于投资者大量进入税收优惠行业而造成的企业税前利润减少,伴随着企业享有税收优惠而损失的这部分收益相当于投资者以隐性的方式承担了税收,损失的这部分收益就称为隐性税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不存在绝对完全竞争市场,市场中存在多种摩擦因素,例如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企业市场份额由于其壁垒作用,都会对企业的隐性税收产生影响（Callihan and White,1999）。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市场中宏观层面因素对企业隐性税收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关注企业微观层面因素对隐性税收的影响,本文从企业的政治关系视角进行切入,从而来研究企业的隐性税收负担。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和政府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可以为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而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很难获得这种资源。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政治关系看成是影响市场资金自由流动的摩擦因素,由于政治关系而形成的壁垒作用也会对企业的隐性税收产生影响。围绕隐性税收这一主线,从政治关系这一视角,形成了本文研究的五大部分内容:一是研究企业隐性税收负担的存在性;二是研究政治关系对企业隐性税收负担的影响程度;三是从税收改革前后企业通过政治关系获取税收优惠的可能性大幅度下降来研究政治关系对隐性税收的影响机制;四是通过行业管制这一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来研究政治关系对隐性税收的影响机制;五是通过对亚洲九个国家的研究,考察隐性税收在整个经济范围内的存在程度以及政治关系在亚洲九国隐性税收影响程度的差别。具体研究内容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我国上市公司承担隐性税收成本,隐性税收在中国的存在验证了中央税收政策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具体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的隐性税收程度越高,说明该地区企业处于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资本流动受到的限制较小,竞争市场的摩擦因素相对较小,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起到了资源配置的作用,从而达到了调整产业政策的目的,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税收政策的效率;垄断程度越高的行业,企业的隐性税收程度越低,由于垄断程度高投资者很不容易进入或退出这一行业,企业在享受政府给与税收优惠时,竞争者不能自由进入该行业,税收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利益不能全部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也就是说行业垄断对企业的隐性税收起到抵消的作用;高科技企业的隐性税收程度相对于非高科技承担更小的隐性税收。第二、企业的政治关系可以减少其隐性税收成本,由于政治关系的壁垒作用,客观上阻碍了市场中资金的自由流动。具体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存在政治关系的企业,其税前利润越高,与无政治关系的企业相比,可以获取超额利润,承担隐性税收的程度越小。第三、由于2008年税收改革将税收优惠制定权收归中央,地方政府对税收政策的干预降低,税改以后我国企业的税收优惠与税前利润之间呈现更负相关的关系,企业承担隐性税收的程度更高。这是由于在税收改革以后,所得税的优惠范围和优惠税率由中央统一制定,我国地方政府对于税收优惠的自由裁量权被严重的削弱,新税法的改变和实施,为企业之间的竞争提供了更为公平的环境。第四、新的税收政策实施后,存在政治关系的企业很难得到独享的税收优惠,与无政治关系的企业相比,存在政治关系的企业隐性税收增加的幅度更大。在新的政策下,存在政治关系的企业很难得到独享的税收优惠,通过税收优惠获得的利益不能留在企业,企业的税前利润下降。具体地,2008年税改之后,存在政治关系的企业原本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由于政治关系的壁垒带来隐性税收的减少作用显著减少,说明新的税收政策打破了政治关系因税收优惠带来的市场壁垒,为企业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发挥了资源配置的作用;2008年税改之后,存在政治关系的企业原本在非垄断行业中由于政治关系的壁垒带来的隐性税收的减少作用显著降低,即隐性税收显著提高,说明新的税收政策在非垄断行业打破了政治关系因税收优惠带来的市场壁垒,发挥了资源配置的作用。第五、与不处在管制行业的企业相比,处在管制行业的企业总体上隐性税收负担显著降低,这是由于行业管制造成的行政垄断同样会阻碍市场资金的流入,从而使管制行业的企业承担更少的隐性税收。第六、与处于非管制行业的存在政治关系的企业相比,处于管制行业的企业政治关系对隐性税收的抵消作用幅度更大,也就是说,存在政治关系的企业在管制行业隐性税收降低的幅度更大,说明在我国存在行业管制的背景下,存在政治关系的企业通过行业准入,能够进入到管制行业,由于行业管制的壁垒作用,税收优惠利益能够留在企业,使得企业承担更少的隐性税收。第七、在不同的国家,企业的税收优惠与税前利润呈现反向关系,即隐性税收均不同程度的存在。政治关联程度越强的国家,企业承担的隐性税收越小,这是因为政治关系作为市场的摩擦因素,具有的壁垒作用在各个国家依然存在。另外,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对隐性税收有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国家隐性税收弱,同时在经济速度增长快的国家,政治关系越能发挥其壁垒的作用,降低企业的隐性税收程度。总之,基于企业隐性税收负担的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吸引资本的流入,体现了政府的税收目标,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提高企业（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但是这种提高作用受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企业自身的特征影响。本文的结论表明,我国在完善市场的过程中,政治关系是一个影响企业隐性税收负担的重要因素。不但在我们国家政治关系影响企业隐性税负,在亚洲的其它国家也有所体现,本文为此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论文丰富了隐性税收和政治关系相关文献研究,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研究创新:首先,目前国内对隐性税收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的研究丰富了隐性税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第二,本文的研究为政府评价税收改革政策实施效率效果提供了一个从隐性税收角度分析的新思路,以往的文献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检验主要从显性税收优惠的视角进行研究;第三,丰富了政治关系与隐性税收的相关文献研究;第四,为隐性税收的国际研究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另外,本文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目前,国外隐性税收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由于隐性税收研究存在许多困难,量化存在瓶颈,研究人员需要在方法上进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