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快速推进时期,城市舒适度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能够改善城市环境恶化、交通拥堵、资源浪费等现象,有效的吸引人才与技术要素集聚,提升生产与生活层次,创造可持续价值,引导转型。本研究以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在自然生态、城市基础建设、社会环境要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城市发展态势,新增人才教育基础要素,构建城市舒适度指标体系,利用Topsis熵权-模糊数学方法建立研究模型,评价研究区2000、2010、2016年城市舒适度水平,探索其时空演变特征,探讨城市舒适度的影响因素及发展策略,以期为城市舒适度发展提供新的视角,进一步丰富城市发展理论,为不同地区的城市规划与管理提供借鉴意义。主要结论如下:(1)本文利用熵权Topsis-模糊数学评价模型,基于不同尺度分别从自然生态、城市基础建设、社会环境与人才教育基础四类要素,共4个一级、6个二级、市域30个,县域29个三级指标构建城市舒适度体系,以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评价。(2)2000-2016年,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市域城市舒适度不断提升,人才教育基础要素增长较快,增幅为62.38%,城市文化教育环境得到改善,城市舒适度均值由0.084增至0.113,一般舒适型增多,低舒适型消失,其中南昌市、九江市舒适度较高,并形成以南昌市为中心的同心圆状分布结构,且变异系数由0.282降至0.176,一强多弱局面逐步改善。但仍存在部分城市发展过快或过慢现象,表明城市舒适度发展态势面临较为复杂的问题,在未来进一步协调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部四要素之间的差异将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县域尺度,2000-2016年,县域单元逐步成为深度挖掘城市发展潜力与完善城市功能的新领域,政府逐渐加强县域单元的规划布局,县域城市的发展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城市基础建设要素发展迅速,增长64.29%,城市舒适度均值由0.019增至0.025,增幅为24.00%,其中南昌市区与九江市区等地区增长较快,一般舒适型、较低舒适型县(市)区增多,结构中心逐步向中层移动,基本构成以南昌市区、九江市区为中心,其余市区为次中心的双核多元结构,呈现层次分明的中心区和外围边缘区的分布特征,且变异系数由0.222降至0.198,均衡化程度逐步提升。通过对不同尺度的比较,城市舒适度存在较大的尺度差异性。由于市域空间尺度更大,涉及的问题复杂多样,存在微弱的差异也会对全局产生深重的影响,导致市域存在较大内部极端化差异,即使在整体差异不断缩小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发展过快或者过慢现象。而县域空间较小,涉及的领域相对较少,个体差异不突出,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稳定性更强。(3)城市舒适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在市域尺度上,2000-2016年,自然生态与城市基础建设要素障碍度有所下降,是促进城市舒适度发展的主导因素,起基础性作用,如人均第三产业GDP、万人城市公共交通里程、生态土地面积、每万人城市基本建设额等因子障碍度较低,促进作用较强。而社会环境与人才教育基础要素的阻碍作用有所提高,每万人高等院校数、科研服务就业比重、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每百万人公园数量的障碍度逐步增大,是未来影响城市舒适度上限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县域尺度上,生态土地面积、信息化水平、经济金融实力、基本建设投资额、第三产业增加值是阻碍县域城市舒适度发展的主要因素,受地区居住环境、社会经济影响,县域城市舒适度发展处于初期阶段,阻碍县域舒适度发展的因子多是自然生态与社会基础建设要素。因此,协调好经济建设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加快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是首要任务。(4)2000-2016年,城市舒适度发展存在自然生态水平波动下降,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高舒适度城市出现动力疲软等问题。因此,不同地区应根据自身发展现状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城市舒适度较高地区着重城市生产与生活品质的优化提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丰富城市功能与产业层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挖掘城市向更高层次提升的动力;城市舒适度较低地区应加快社会经济建设,坚持新型城镇化方向,提升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水平,增强城市经济总量,为城市舒适度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缩小区域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