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科技水平推动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演进下,产品内分工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分工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中间品以零配件和工业半成品为主要内容,成为建立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主要贸易对象,中间品贸易也成为目前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世界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禀赋资源确定处于生产供应价值链条的不同地位,从而通过专业化生产该环节工业半成品和零配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配合商品国际化生产的同时对国内工业产业、科技文化的发展与收入水平、就业水平的提高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对此,国内外的学者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品贸易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近年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世界各国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多以加工贸易的形式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以进口发达国家高技术附加值、工艺程序复杂的中间品进行组装加工为生产方式,实现最终商品出口。因此,目前的中国仍处于全球生产供应价值链的较低端位置。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通过联动发展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扩张海外生产规模,发展中间品贸易,积极投入到国际分工的浪潮当中,获取来自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差异化利益,努力进行价值链地位攀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各国合作日益密切,投资与贸易往来愈加频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迅速,并逐渐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中国对外投资与贸易发展趋于稳定,同时也需要新的动力源泉。因此,本文在总结了以往文献的基础之上,从中间品的角度出发,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探索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对扩大我国高技术、高工艺附加值中间品出口贸易规模、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通过科学、有效地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进而促进中国中间品出口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提高我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本文通过整合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这两条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路径,围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中间品出口规模及出口结构影响效应进行探索,通过构建面板数据,设立扩展的投资-贸易引力模型,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混合OLS法进行计量分析,分别从全样本、分样本角度对比研究此影响效应是否存在、机制如何、方向与程度等问题,最后用混合2SLS法对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文章首先对规模层面影响效应的方向进行测度与比较。一方面进行全样本的影响效应回归分析,对中国OFDI与中间品出口规模影响效应进行总体的把握,以期得到整体的影响趋势;另一方面将东道国按地理区域进行细分,分别对各区域样本组进行实证分析与结果对比,以判断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OFDI的中间品出口规模影响效应的不同之处。其次对结构层面进行实证分析,试图回答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对中间品出口的产品结构有何影响这一问题,紧扣论文的逻辑主线。一方面着力研究OFDI对中间品出口的产品结构总体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从禀赋结构方面细分东道国市场,研究不同动机OFDI对中间品出口的结构效应。经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为:(1)中国对“一带一路”OFDI促进了中间品出口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地区的OFDI对中间品出口整体呈现促进效应,而程度则呈现出地区异质性,对东盟地区、中东欧地区的促进程度最高且最为显著。(2)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整体改善了中间品出口的结构,对中等技术含量中间品的出口作用最为显著,其次是零部件等高技术附加值中间品,最后才是未经加工的初级中间品。创新资产寻求型OFDI显著提高了我国高附加值中间品的出口规模,对中国出口中间品结构改善的正向作用贡献最大。文章在得出以上结论后,提出了通过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促进中间品出口规模不断增长、出口结构不断优化、进而提高我国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地位的政策建议,为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逐步攀升全球价值链提供了现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