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蒙古俺答汗与明王朝的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三世达赖始终以“和平使者”的角色穿梭于藏蒙汉地区,为蒙藏文化的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也为推动和发展蒙古与明王朝睦邻友好关系起到积极的作用。三世达赖与俺答汗的会晤为处境艰难的格鲁派找到了力量强大的支持者和同盟者,而在加强格鲁派在西藏的地位同时也导致佛教进一步引入到蒙古社会。俺答汗接受佛教以后也以和平方式结束了二百年的明蒙对立,沟通了北方与内地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促进了蒙古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当然,更为值得肯定的是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会晤俺答汗后主动与明王朝接触,通过遣使通贡请求封赏。“朵儿只唱”(持金刚)是中央政府对达赖活佛转世系统的最早封号,表明了明王朝对藏传佛教新兴势力格鲁派的关注和支持,也是对顺义王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达赖喇嘛”尊号的认可,为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册封达赖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世达赖所处的时期,正是西藏地方内部的政治形势继续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他所面临的正是格鲁派的传统支持者帕竹地方政权日趋衰落,敌对的噶举派虎视耽耽,竭力限制和扼杀格鲁派的险象环生的局面;索南嘉措和格鲁派上层僧侣也正希望能找到力量强大的支持者和同盟者,来加强格鲁派在西藏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三世达赖和格鲁派迫切需要在政治上寻找一个新的力量强大的支持者和同盟者来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但从当时西藏政局看,藏巴汗的势力迅速崛起不断向前藏延伸,已逐渐成为继帕竹政权之后另一个较大的西藏地方政权。格鲁派虽仍得到一些前藏地方贵族的支持,但这些贵族政治势力已远不能与藏巴汗政权相抗衡。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西藏社会中尚不存在任何一种能够与藏巴汗政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因而,格鲁派要在西藏本土寻求强大的政治支持者已成为不可能。因此,蒙古军事力量在青海的活动以及他们阪依自己的教派,也是索南嘉措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俺答汗的使者到达拉萨后,索南嘉措很快就接受了这一邀请,动身到青海去与俺答汗会面。 此前,1571年(隆庆五年),俺答汗会见阿兴喇嘛时,已为阿兴动人的说辞所打动。将俺答汗与索南嘉措比做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再生,至少应合了俺答汗的心理,虽然事实上俺答汗与忽必烈不可同日而语,但因此平衡了俺答汗的非正统心理,也满足了蒙古统治集团的虚荣心态,更重要的是在与藏传佛教接触与了解过程中,尤其是阿兴喇嘛向俺答汗讲解了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忍耐顺从等佛教教义之后,俺答汗发现这些东西对于其统治有着不可低估的实际效果,由此,与三世达赖喇嘛会面和信仰藏传佛教显得迫在眉睫,有不可阻挡之趋势。 1577年(万历五年)n月,索南嘉措从拉萨哲蚌寺动身,1578年(万历六年)5月在青海湖边新建成的仰华寺(明万历帝赐名仰华寺)与俺答汗会见。会见以后,俺答汗赠送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索南嘉措也回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尊号。 俺答汗和索南嘉措的会见引起明王朝的注意,索南嘉措曾通过甘州(今甘肃张掖)的官员写信给明王朝,要求准许他进贡,得到准许。三世达赖主动接触明王朝和明王朝册封三世达赖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其过程是艰辛而复杂的,而其结果却颇为圆满但也不乏遗憾。何谓艰辛而复杂?如文中所言,三世达赖所处的时期,格鲁派正迫切需要寻求一个新的、力量强大的政治支持者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显而易见,索南嘉措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畏艰辛前往青海与俺答汗会晤,不仅仅是纯粹的宗教活动,而其背后隐藏着政治目的。仰华寺的会面直接导致蒙古部众阪依藏传佛教,从而成为忠实的信教徒,自然三世达赖也随之成为蒙古独一无二的教主,众人无不顶礼膜拜。正是在此情况下,三世达赖有意接触明王朝,明王朝也注意到了三世达赖的重要性,加快了与之接触的步伐。1588年(万历十六年)初,神宗派遣使臣到内蒙古,邀请索南嘉措去北京与其会晤,并讲经弘法;使臣带的救文中封他为“朵儿只唱”(持金刚)。索南嘉措接受了明朝皇帝的邀请,立刻动身前往,但不幸于当年的3月26日,在途中的内蒙古卡欧吐密的地方圆寂。后来青海的塔尔寺内安放了他的灵塔。三世达赖未能如愿抵达北京与皇帝会晤,实属遗憾。 综上所述,俺答汗和三世达赖喇嘛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二人又同时尊崇明朝皇帝,都是主动去同朝廷密切联系,并获得了皇帝的册封。因此,说三世达赖喇嘛亲俺答汗而疏远明朝皇帝,是没有根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三世达赖和蒙古俺答汗能够总结经验,寻求出路,识大体,顾大局,最终完成与明中央王朝的和好,接受封爵,达成封贡互市协议,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关键词三世达赖,俺答汗,西藏,蒙古,明王朝,藏传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