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作为抗战时期文艺界的中坚力量之一,创下了大量的抗战小说,如《八百勇士》、《医院中》、《突围后》、《春天的原野》、《锻炼》等,几乎涵盖他建国前创作成果的一大半,其中,旅居桂林期间的小说创作尤为突出,包括《荒地》、《黄昏》、《秋收》等九本短篇小说集,《江上行》、《故乡》、《山野》等中长篇小说,而在此前艾芜就写下了《南国之夜》、《咆哮的许家屯》等展现爱国热情和现实斗争的作品,可谓艾芜抗战小说的先声。这些丰富的小说文本拥有特殊的审美性,不仅在艾芜整个文学创作中具有转型意义,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在艾芜抗战小说的创作历程中,有三个重要的时间点：三十年代初、抗战爆发和四十年代《讲话》发表。三十年代初,艾芜的创作视线除了停留于向来热衷的南行题材以外,还开始投向人民反帝斗争题材,由此吹响抗战小说的前奏。抗战爆发以后,艾芜抗战小说的创作题材取得巨大发展,它不再局限于人民反帝的现实斗争,而向更能反映战时后方社会情况的军民、兵役、游击战、苦难等题材领域上全方位发展,使得艾芜抗战小说趋于多元化。四十年代《讲话》发表以后,艾芜抗战小说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抗战后期艾芜更多地把视线回归至回忆童年和南行经历的题材上,《讲话》只影响到少数几篇抗战小说的创作。艾芜抗战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致有三个系列,即农民形象系列、知识分子形象系列、反面人物形象系列。各种人物形象在抗战时期特殊的背景下有着不同的人物表达,呈现出类型化的特点。这三种形象系列真实地反映了战时社会的众生相,也负载了作者对各个阶层的人民走上抗日救亡道路的期待。艾芜抗战小说体现出了暗示与象征的含蓄美,自然景物与情节融合的诗意美,以及苦难描写中的人性美三方面的审美价值,也表现出价值取向、作品基调、叙事结构上的新特点,是艾芜个人创作道路上的重要转折。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它不仅整合了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想,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为文学通俗化、大众化作出了有益探索,为广西地域文学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