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其与制造业集聚在空间上形成互动发展的态势。最初，为了更加便利地为制造业提供中间服务，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倾向在制造业集中的区域附近选址和布局，二者逐渐在同一城市内部呈现出近距离协同集聚的趋势，并产生了一定的集聚经济效应。但是，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以及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制造业的运输成本逐渐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半径也不断扩大，两个产业的可贸易程度越来越高，加之有限空间中产业集聚规模的持续扩大带来的生产要素和环境污染等成本的上升，使得二者的空间集聚关系发生了变化。此时，一些无法负荷过高集聚成本的产业（尤其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从集聚中心向周围地区迁移扩散，两个产业的空间集聚关系逐渐演变为跨城市区域的远距离协同集聚。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韩国等国家均出现了两个产业在城市空间中逐渐分异的现象。那么，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之间是否也存在从单个城市内部的近距离协同向城市之间的远距离协同演变的现象？如果存在，这种空间集聚关系的演变将会给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怎样的影响？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在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互动关系的演变及其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从“近程协同集聚”到“远程协同集聚”演变的特征性事实，并分别从城市和城市群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近程协同集聚和远程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为问题提出、研究思路与内容和结构安排部分;第二章为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研究述评部分;第三章为理论分析部分，主要是在论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互动关系演化的动力、轨迹与特征的基础上，利用生态学中基于竞争-合作关系和互惠演化关系的种间互动演化模型，分别对两个产业在典型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互动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基于中间产品模型构建了包含城市规模因素的产业协同集聚经济增长效应模型，对城市规模约束下产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与机制分析;第四章为特征事实描述分析部分，主要利用单一产业集聚和多产业集聚指标，印证了2003-2015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从近程协同集聚逐渐向远程协同集聚转变的特征事实;第五、六章为实证研究部分，第五章主要利用我国285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通过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近程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双重门槛效应，并在考虑了生产性服务业细分产业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分析，第六章主要利用我国23个主要城市群的相关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动态FE模型、动态RE模型以及动态POLS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探讨了城市群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远程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约束条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分为高端和低端两类进行了再考察;最后一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部分。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到如下几个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在产业关联效应、城市空间有限性、交通网路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城市空间职能结构的驱动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中的集聚关系将不断突破地理距离的约束，逐渐由近程协同集聚向远程协同集聚演变。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在城市内部的近程协同集聚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且一半以上城市群的远程协同集聚度呈上升趋势。尤其，在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群（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其核心城市通常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相对较高，而这些核心城市周边城市则制造业集聚度相对较高;在北京、上海、广州、济南、哈尔滨、成都、西安、太原、南宁、昆明、乌鲁木齐、贵阳、兰州等内部表现出二三产业分离趋势的中心城市，其所属城市群的远程协同集聚指数通常呈现出上升趋势。　　第二，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近程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双重规模门槛效应。当城市人口规模小于第一门槛值422.998万人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的提高会抑制城市的经济增长;当城市人口规模处于422.998万人和1324.778万人之间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的提高便会对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城市人口规模超过1324.778万人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的上升又会开始抑制城市经济的增长。　　第三，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产业与制造业的近程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但是，作为门槛因变量的产业协同集聚度的估计系数存在一定差异:相较于间接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研发、信息咨询等）来说，直接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如物流仓储、交通运输、一般性商务等）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所产生的城市经济增长效应相对更大。　　第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远程协同集聚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倒“U”型。也就是说，在城市群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适度的远程协同集聚将提升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实现两个产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协调发展，进而对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当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远程协同集聚程度过大，即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外围城市的制造业集聚水平相差过大时，在现有的基础设施、信息通讯技术等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两个产业跨区域的不协调发展将不利于城市群的经济增长。　　第五，无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其与制造业的远程集聚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旧是倒“U”型的，但存在一定差异。通过比较两个倒“U”型曲线的极大值点来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对应的极大值点(18.18)要小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对应的极大值点(22.25)。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相比，中心城市中的高端生产性服务可以相对较低的集聚水平与外围城市的制造业集聚实现跨区域的有效互动，进而对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供给效率要比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高。　　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国家发展战略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将充实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良性互动协同与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如何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从城市内部的近程协同集聚向城市群中的远程协同集聚演变的趋势下，优化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城市群产业空间布局，切实提升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稳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地实施和区域经济长期稳步增长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