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中国翻译文学走上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该时期的翻译始终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服从建设强大的国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需要。该时期的翻译具有服务性、服从性以及阶级性,即服务于人民的审美需求,服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需要以及鲜明的阶级性。过去四十多年来,翻译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研究视角也趋向多元化。其中,以安德烈·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控学派开始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学的操控,以服务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改写理论提出了影响译者的三个限制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规范和赞助人制度。文章运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分析了建国后十七年的翻译活动,具体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了其对当时文学翻译的影响。文章将对十七年的翻译研究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视角超越了传统的翻译研究仅仅从语言层面进行的探讨。论文由三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介绍了此项研究的背景,即建国后十七年的国家意识形态及其对国家文化建设、对文学翻译的影响。第二章是理论基础,在分析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十七年的翻译进行研究。第三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六大方面来分析意识形态对当时文学翻译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翻译相关会议的召开、出版社以及期刊的成立和译介情况、基于不同国家性质对文本选择的影响以及采取的具体的翻译策略、内部发行以及翻译批评。需要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翻译虽有缺陷,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可否认,十七年的翻译在对待译者、译作、翻译批评等方面给我们诸多积极的启示,对于当前的中国翻译界也颇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