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也是近代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21世纪,引发李鸿章话题再次热议的一个重要由头就是《走向共和》的播出与禁播。这种结果的背后,是它所塑造的一个颇具“悲壮色彩的民族英雄”形象触犯了“李鸿章是卖国贼”的政治禁忌。而“李鸿章是卖国贼”又是电影《甲午风云》所极力阐释的核心议题之一。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与那个时代对李鸿章的记忆形成明确地“互文性”,并且在大众传播中,逐渐强化巩固这种记忆,甚至穿越了时间的历史经线抵达当下每个观者心中。因而,《甲午风云》不仅是“李鸿章是卖国贼”“社会记忆”的影像建构者,并在历史叙事中本身即是社会记忆,成为社会叙事、影像叙事的重要资源或是作为极力回避的对象而不断在叙述者的脑海里闪现。《皖赋》《淮军》即是如此。它们先后建构起了“枭雄式的人物”“社会改革者”的“社会记忆”。第一章,主要以《甲午风云》为中心,对之进行了文本解读,发现“李鸿章是卖国贼”为其极力阐释的目标,而这一“社会记忆”却又是与那个时代的共同记忆互动的产物。第二章,围绕《走向共和》所塑造的一个颇具“悲壮色彩的民族英雄”形象对固有记忆的重构展开论述,发现这种重构造成社会认同困惑、对史学权威产生挑战。而该剧播放前后形成的广泛社会争论,以及之后该剧的禁播,说明“李鸿章是卖国贼”社会记忆再次被唤起并参与社会叙事,而染有政治身份的史学权威依然维护“李鸿章是卖国贼”的政治话语阐释。第三章,围绕《皖赋》《淮军》叙事背后所隐藏的本土化视角及合肥这座城市对李鸿章的文化想象,论述了这座城市试图将李鸿章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渴求与无奈,并发现它们在叙事时回避了“李鸿章是卖国贼”这一政治话语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