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对“究天人之际”问题讨论十分集中而活跃者当属东汉时期。东汉时期的关于天人之际思想，影响了其后玄学乃至宋明以降中国哲学的讨论范式。但是，以往学界关于东汉时期天人关系问题的关注有所不足，专门的研究著者嫌少。　　 东汉时期“天人之际”问题集中起来就是将天神化而以人附天与还自然之天以立人的问题。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动，并在批判前者中确立了自己哲学史上的地位，这也是本文的问题意识、学术创生点所在。　　 本文在参考国内以及日本已有关于东汉天人关系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东汉时期天的神化而以人附天与还自然之天以立人两个历史过程作了较为详备系统的研究。　　 本文共分六章，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论述东汉天人观产生的思想背景，其阐发的重点放在董仲舒“天人相应”理论的宗旨以及道家思想在两汉际的新变化。指出在“天人相应”论中天与人呈现出一种双向、因果性的关系；而道家之“道”对儒家之“天”在宇宙论层面形成了冲击，这一冲击为儒家廓清神化之天与自然之天提供了外缘条件。　　 第二章着重说明东汉初期具有预兆性质的“符谶”说，沿袭了西汉儒生以宇宙论证明君主统治合法性的思考，从宇宙生成与构成两个向度对“天”观念中所蕴含的神秘性作了充分的推演，使其呈现出绝对神化的趋向。首先指出，由于对神化之“天”的效法，从而将人间君主的统治推进到一个绝对、不可动摇的状态，极大地改变了“灾异说”的宗旨，削弱了“天人感应”思想中人的行为与天之间关联的因果性。其次指出，在天人关系上则表征出由人向天单方面沟通的加强。由人指向天这一条线索的强化，一方面暗含着天人相应关系出现分离的因子；而另一方面，从理论的发展来说，已经蕴含着应该在对于人自身能力的乐观自信的态度上，将人间的政治与社会现象都看作是人责任范围内的事情，从而可以真正自我主宰的倾向。然而，由于神化之天旨趣被限定在为君主统治的绝对性作论证上，所以，东汉早期“人”之命运还处在神化之天的决定下。　　 第三章通过对王充“天道自然无为”命题的分析，以阐述东汉时期在天道观上的新变化。“自然无为”的命题成为反“天人相应”的重要工具，它成功地将具有主宰义的神秘之天还原为自然之天，切断了天人相应的理论基石。基于反“天人相应”的立场，王充沿着董仲舒“天”之自然属性，把灾异不再看作是天意的显现，而是将其视为遵循自然法则的自然现象，从而将“天”视为现象界的普通存在，它没有可以左右万物的力量，不能成为万物得以存在的终极根源。首先，以“自然”来解释“无为”，表达了以“自然”释主体的倾向，要求作为主体的天或道，均不要“作为”，这是对人格义“天”的反动。其次，将天道与自然、无为等同视之，以达到转换天之性质的目的，只要承认天道自然无为，就必然能达到否定感应之天的目的。最后，从天道“自然”出发，强调万物生成的动因就在“自我”之中。简言之，“自然无为”净化了神化之天，将其还原为自然之天，天与人不会产生精神感应，这不但切断了天人关系，而且彻底消解了人之行为与天之间的因果性。从理论上说，“天道自然无为”的命题，廓清了自两汉之际以来盛行的谶纬之天的神秘性，但也因此将人及人类社会存在之合理性的终极依据一起给消解了，人及人类的价值与道德并不源于天，这无疑是对传统天人合一观的激烈反动。　　 第四章以王符、仲长统以及荀悦的天道观为中心展开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与论述，试图说明东汉后期“天道”内涵上的系列转化，是基于士人们出于王充式的自然之天无法安顿人及人类社会价值的忧虑，而对由“天道自然无为”命题割断的天人关系进行修补的反映。这一努力的倾向，不但在天之观念上呈现出以儒家的价值理念来诠释“天道”的特点，而且还进一步重申了对作为人及人类社会价值根源的“天”的依赖。究其实质，这种重返“天人感应”论的倾向标志着，人们试图重新弥合“天”之概念所蕴含着的价值与事实之间的断裂，这种努力最终并未取得成功，这说明仅仅依靠对于“天”的重新信仰，已不可能真正弥合天与人在价值层面的分离。　　 由于宇宙界与人事界之间深切地关联，所以天道观上的改变必然引起人之观念上的相应变化，因而第五章、第六章将关注的视角转移到了人及人的世界。在天道观念关照下对人的生成、人的命运以及对性、情等概念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当“天道自然无为”将人从外在的、绝对的主宰之天的束缚与限制下解放出来，让人有可能、也有机会审视自己，从而转向对自身内力量的诉求，王充明确地将个人行为判断的标准归之于“观心”，坚持认为个人唯一能坚守的东西只能是内心的道德感，而这正是个人自我决定的真正源头。而王符、荀悦等人则基于重建天人关系，为人及人类秩序的价值寻找一个可靠的源头，所以，在坚持恢复人之行为与其命运之间因果性关系的基础上，强调人的内在自主性，从而树立了道德的标准，以强调个体的道德自主性为目的，安顿人的价值。对个体内在自觉性的倡扬，还导致人性论的新变化，这集中表现为对人之“情”的态度处在一个不断解放的趋势上。从把人之情、欲置于人性之外的情形，逐渐开始将情与性联系起来，以动静本末来的关系整合原本截然对立的情与性，并且在苟悦那里，断言“情必本乎性”，从而将情与性打通，不但为情正名，而且指出正是情构成了人的道德生活、政治生活的基础。东汉人性论中的情论正是魏晋情论的先声。　　 个体道德自主性的确立，以及对自我命运的关注，促使士人们尝试着恢复存在于君臣之间的张力，不但重申了早期儒家君臣之间的对等关系，而且更加倾向于将维系君臣关系的责任归结为对君主之德性的要求。所以，当君主无道时，士人“去之”也就成为合情合理的选择。与此同时，伴随着汉末政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士人们向自身之心灵寻找安身之依据的新变化，曾经消失的圣人与君主之间的紧张也渐趋尖锐，汉家王朝是否依然享有“天命”成为争论的焦点，这是汉末衰落的中央政权与兴盛的地方政权之间对峙的理论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