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中村正直《自由之理》(1872)与马君武《自由原理》(1903)两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近代日本与中国对穆勒《On Liberty》(1859)的翻译与容受。本论文共由五章构成。首先在序论中,笔者阐明了论文的研究动机、学术前史以及研究视角。第二章主要考察了近代中日两国《On Liberty》的译介情况,特别是马译《自由原理》的翻译过程,探讨马译本借鉴中村译本的可能性。在第三章,笔者进而对《On Liberty》原著、中村译本、马译本进行文本对照分析,考察中村译本与马译本在词语使用以及句子构造等方面的相似性,从而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由于马君武与中村正直之间存在时代差异,且两人所面临的问题不同,马译本中添加了原著与中村译本中没有的内容和论述。这种时代及思想背景的差异也反映在两个译本对核心概念的翻译与容受上。因此,笔者在第四章以《On Liberty》核心概念之一的“society”为例,对比分析了中村译本与马译本的相关译词。笔者通过以上的考察,于最后一章得出了如下结论。首先,根据本论文对近代中日两国《On Liberty》的译介情况的整理以及文本对照分析,可知马君武译《自由原理》并不是来源于西方原著的“直接输入”,而是在参照和容受了中村正直日文译本的基础之上完成的译作。这也恰恰反映了近代中日之间在容受西学方面形成的一种传播路径。但是,由于时代、思想背景的差异,两译本在容受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这是因为身处两个时代、两个国家的中村正直和马君武对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理解模式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马译本对政府机能的强调以及法国大革命的赞美,可以感受到当时企盼社会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容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