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人类对程序正义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时期。早期,人们关于正义观念的认识多属于“实质正义”或“实体正义”,重视的是各种活动结果的正当性,而不是活动过程的正当性。当代程序正义观念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和美国的“正当程序”原理,但仅是法律规范中原则性的表达,而非系统性的陈述。最早对法律程序进行研究的是边沁,他从程序运作的结果来评价程序的价值,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规则功利主义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程序正义有了飞跃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研究程序本身的正当性问题。罗尔斯著名的《正义论》的发表,把程序正义的研究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二十世纪末,人们对程序正义的认识开始逐渐趋同。当代学者对程序正义理论的认识已渐趋一致。具有代表性的有罗伯特·萨默斯和迈克尔·D·贝勒斯的“程序价值”理论。我国学者从九十年代开始研究程序正义问题。在充分吸收西方学者关于程序正义理论的基础上,不同的学者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对程序正义理论作了本土语境的阐述。程序正义认识趋同化的另一个例子是程序正义立法在国际社会的繁荣。在国际法领域,尤其是国际刑事司法领域,体现程序正义理论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体现在诸多国际法律文件中。联合国一直致力于推进刑事司法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其所确立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被视为程序正义的最低限度的参照标准,并得到许多区域性法律文件的认可。控辩平衡是程序正义在刑事司法领域最主要的内容,它反映了平等这一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和个人之间在力量上的对比失衡。这种力量上的差距将直接影响到个人权利的保障,必须强调控辩之间平等性的实现。控辩平衡原则是程序主体性理论的内在要求。只有将人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参加到司法活动中,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从而形成程序结果,这才是符合程序正义理论的要求。控辩平衡的实现需要建立一定的机制给予保障,构成控辩平衡的机制主要有:沉默权制度、裁判中立、辩护、证据规则等。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制度文明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仍存许多不足之处。联合国以程序正义理论为基础确立的刑事司法准则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是否文明的标志。我国应以此为参照系来构建我国的控辩平衡制度。裁判中立是控辩平衡的根本要求,司法独立制度是保障法官中立裁判的根本保证。应通过制度化的建设以推动司法独立和裁判中立。沉默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作为刑事司法公正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强调和维护。我国未确立沉默权制度。应在适应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沉默权制度。辩护制度是控辩平衡的核心内容。我国的辩护制度不利于控辩平衡的实现,应扩大侦查阶段的律师权限,并强化律师的取证权。侦查羁押制度应遵循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使其具备必要性、正当性、可诉性。与联合国的有关规定相较而言,我国刑拘、逮捕制度不合理之处甚多,应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并扩大取保候审的使用,减少未决羁押,使被追诉者有能力与控诉方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控辩平衡具有重要的诉讼价值,通过非法证据的排除,可以督促控诉方守法办案,遏制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还存在不少缺陷。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要进行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价值权衡,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当前的法治环境、司法资源及司法人员素质等方面的综合因素。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符合现代诉讼结构,有助于保障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我国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并建立严格的证人、鉴定人出庭保障制度,确保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得到贯彻执行,使控辩双方的对抗能够在法庭上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