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对象为英国浸礼会塞兰坡差会早期的传教活动,从1792年英国浸礼会成立至1847年塞兰坡早期传教士中最后一位传教士汉娜·马士曼（Hannah Marshman）逝世止。英国浸礼会作为基督新教第一个按照商业组织模式建立的传道会,对于伦敦会、圣公会等后续成立的传道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受到塞兰坡差会到印度宣教的启发,伦敦会传教士来华传教,并与塞兰坡差会在恒河流域开展宣教呼应,成立了“恒河以东传教差会”。过去二十年,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马士曼的中文圣经研究、语法书研究和铅活字印刷技术演进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学界对于马士曼所在的塞兰坡差会的研究和关注略显不足。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已刊和未刊的资料,深入挖掘浸礼会成立的背景,勾勒出十八世纪末以来浸礼会传教士以及塞兰坡差会早期在印度开展宣教活动的主要面貌,以期追溯近代以来西方差会及传教士开展宣教活动的主要策略和模式的缘起,以及塞兰坡差会对新教来华传教工作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本文共分六章。全文以导论开始,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缘起和意义,介绍前人有关浸礼会塞兰坡差会的研究成果,并简要说明了本文的研究路径和论文结构。第一章主要回顾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新教早期主要的宣教团体及其影响,阐述了浸礼会成立的经过以及选择印度开展海外宣教的过程,就浸礼会差会如何充分利用印度本地皈依信徒,建立传教站的网络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塞兰坡差会是如何确定多元宣教方式这一理念。第二章至第五章为本文的主体,分别从四个方面探讨英国浸礼会塞兰坡差会早期活动的主要内容。第二章分析了以圣经翻译为中心的文字宣教情况,主要包括圣经翻译整体情况、中文圣经翻译与印刷出版以及文字宣教的影响等。塞兰坡差会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将圣经翻译成四十余种东方语言文字,包括孟加拉语、梵文、坎纳尔语、马拉提语、旁遮普语（锡克语）等印度的通用语言以及中文、缅甸语等印度以外的重要语言。他们与大英圣书公会等合作,在圣经翻译领域取得了同期的其他机构无人能及的成就。他们将圣经翻译成各种语言文字,为圣经在亚洲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圣经翻译也成为近代传教士宣教工作的重要手段。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塞兰坡差会开办教育的情况,包括基础教育实践、塞兰坡学院的建设以及围绕报纸和期刊进行的东西方知识传播与交流。作为亚洲最早采用兰开斯特这一督导制开展教育的传教机构,塞兰坡差会在短时间内建立了百余所学校。塞兰坡学院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大学意义上具有学位授予权的教会大学,为其他差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及二十世纪初大规模建立教会大学提供了借鉴。同时,塞兰坡差会开办了第一份孟加拉语报纸《路标》、英文报纸《镜报》以及英文月刊和季刊《印度之友》,不仅是印度民众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印度社会改革的重要辩论舞台,也成为来华传教士引用消息的重要渠道。第四章主要总结了塞兰坡差会英译印度经典文献、开展印度文化研究和社会改造的情况,以及马士曼对于汉语经典的翻译工作。以凯瑞等人为首推动的印度语言语法书、英译印度经典、印度经典文献的出版促进了印度的“文学复兴”,而以马士曼英译《孔子论著》为代表的东方文献,促进了包括美国超验主义的发展,对艾默生和梭罗等人产生了直接影响,使新教传教士在东西方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塞兰坡差会积极开展印度文化研究,在医疗救济、废除娑提和杀婴等方面发挥作用,推动了印度的社会改革。第五章主要介绍了塞兰坡差会开展商业活动的情况、与东印度公司若即若离的关系演进以及浸礼会对塞兰坡差会态度的变迁。其中,通过富勒、赖兰和威尔伯福斯等人在英国的游说和努力,塞兰坡差会在印度的工作无疑对1813年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案的修订产生了影响。塞兰坡差会与浸礼会的合作、冲突与分裂以及最后的复合也对传道会总部与差会之间微妙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传教机构与传教士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一章主要提炼了浸礼会塞兰坡差会早期传教活动的内涵和特点,以及它对其他传道会和其他差会在亚洲地区传教工作的影响,并反思了塞兰坡差会在英国殖民治下的印度开展宣教工作时与东印度公司的辩证关系。本文明确提出,塞兰坡差会采取了一种多元宣教模式,以塞兰坡差会为中心辐射至周边主要地区的传教站网络为基本的组织架构,以圣经翻译和出版为宣教工作的核心内容,以教育机构和本地皈依之基督徒为主要渠道,通过文化研究带动东西方的理解,促进知识流动与传播,以期培养一批具有基本神学素养和文化素养的本地传道人,根植于本国的信徒和教会。其中,商业活动贯穿于印刷出版和教育实践之中,为塞兰坡差会的主要宣教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尽管塞兰坡差会在开展宣教过程中不免受到时代的局限性,依附于在印度的欧洲殖民势力,在文化研究领域仍然带有欧洲人的傲慢与偏见,但是总体而言,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浸礼会塞兰坡差会开拓性的开展宣教工作,成就了在当时的英美社会看来了不起的工作。可以说,塞兰坡传教士们所采取的一些宣教策略,形成了亚洲宣教模式的雏形,为欧美各传道会和差会在亚洲宣教的策略和模型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如果说基督宣教史上把凯瑞称为“现代宣教之父”是对凯瑞个人成就的认可,那么,将塞兰坡差会称之为“基督新教亚洲宣教模型孕育和发展的摇篮”,不失为一种比较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