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以来的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的政策,在特殊时期对我国税制和经济秩序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发展现状的不断调整,两税并行的制度使得重复征税问题愈加尖锐,服务业长期被排除在增值税抵扣链条之外也抑制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众企业采取复杂的安排和交易来规避税收义务,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财政状况和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2012年1月1日,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以增值税代替营业税的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且于同年8月扩大到福建、广东、浙江等8个省份。2013年8月,营改增试点工作扩展至全国并于此后不断扩展试点行业。到2016年5月,原本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的最后一批行业[1]也被纳入到了营改增的改革范围,到此为止,以营业税替代增值税的改革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作为一项重大结构性减税政策,营改增政策的出台不仅仅是为了降低服务业的行业税负、解决严峻的重复征税问题,更是为了建立长效的结构性减税机制,规范企业的纳税行为。营改增政策不仅仅是对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巨大变革,更是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税制结构和税收制度。以增值税代替营业税不仅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改变了原有的税制结构,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产生不利影响,使得各个企业所负担的所得税税额发生变化,最终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选择。为了研究营改增政策将会对企业的避税行为和动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利用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A股主板市场2010-2016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及各省市财政税收收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我们把从2012年开始试点的营改增政策看作一个准自然实验,因为营改增政策是分时间、分行业、分地区逐步推进的,因此我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DID）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其次,由于营改增试点地区并不是完全随机选取的,实际上是政府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因此,我们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后的双重差分法（PSM-DID）来解决可能的样本选择偏误。最后,我们根据企业股权性质、企业规模、企业所处地区、企业面临的税收征管强度等企业的内外部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营改增政策能够显著地对企业的避税动机产生影响,哪怕我们缩小企业样本、扩大营改增的实验组样本区间、剔除GDP排名前5省份的企业样本,结论依然成立。（2）我们对所有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发现营改增政策对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弱税收征管力度地区企业的避税动机的强化作用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