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根据《当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当代”一词作为一个史学概念,“一般指建国后到现在这一时期”。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是当代中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医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被质疑、被限制的处境,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与西医并行的医学体系的地位,重新获得官方与民间的承认,中医的学术研究与临床医疗都在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纳入正轨,并取得长足的发展,同时该时期也是国家对于中医政策、中医学术研究方向的探索期,从提倡“中医科学化”、“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学政策的制定与修正频现；从以“科学化”革新中医药学术经验,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再到强调实践的中医学术研究,30年间中医学术研究的方向、模式及重点亦不断发生变化。唐太宗说：“以史为鉴”,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医学术的发展情况,可为重要的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成果存史,观察学术研究特征的嬗变,更重要的是可以对今天中医学术研究的现状知所从来,探究那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成果从萌发、积累到走向成熟的具体过程,为今后中医学术的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曾说：“医学研究不能脱离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个人体质等因素,而中医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原则,正好重视了这些内容”。地域医学虽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因对于医学史及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迅速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方向。广东具有悠久的中医学术、医疗传统,同时作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明,最早受到现代化思潮冲击的地区,广东既是西医在华发展的中心地带,又是最早萌发中医革新思潮和中医现代化教育的地区,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中医学术革新,理论大讨论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广东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以及地域经济、文化明清以来的勃兴,促使岭南地域医学随着建国后对中医学术研究的深入而结出硕果。本论文通过对广东建国后的中医学者群体,学术发展特征,政策、文化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冀望可以发现1949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的特征及形成这些特征的因素。学术界对香港中医发展情况从前关注不多,但随着陈存仁、谢永光等一批在港名医的著述出版,该地中医史的研究价值逐渐凸显。香港毗邻广东,新中国成立以前,两地医学交流频繁,当时几乎所有香港的名医都是祖籍广东的客籍人士,香港的中医医疗、教育、学术研究莫不赖历年迁港的内地名医推动,而大陆解放前一批“海派名医”迁港的历史意义尤为重大,他们在香港著书、兴学、行医,使香港变为大陆之外的第二个中医学术中心。该时期香港有代表性的医家、医著、中医学校、学术活动少有系统的记述,本研究力图对1840年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香港代表医家的生平事迹、著作；著名的医学院校,重要的学术活动进行研究,力图勾勒出百余年来香港中医发展的概貌,另外特别对“迁港中医”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对香港中医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包括文献的查找,资料的收集、鉴别、整理、汇编等。文献研究法是基础工作开展时使用的主要方法,包括资料调研收集,资料归类汇编。本研究所涉及的文献有三大来源：一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藏书,收集内容包括了1949年至1979年间的中医学术期刊、专著、会议文献、研究成果汇编、政策公文汇编等等；二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收集内容主要是历年来政府发布的卫生政策法规原文,关于中医医疗、学术的统计数据,以及少量出版地在香港的学术文献；第三个来源是香港中医师陈永光先生所提供的大量的香港医家专著、中医教材、学术团体资料汇编等等。本研究按照医史文献学科研究方法与标准,其具体研究步骤为：①首先利用基础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内部书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馆藏书目查找所需文献。②然后按图索骥,以借阅、拍照、复印、扫描等方式获取文献,并将重点文献转换成10万字的数字形式以便利用。③最后将已获文献进行汇编,建立本研究专用的书目、文献目录,并以时间顺序、学科分类、医家姓名建立三种索引,配合已转换为数字格式的重点文献,形成一套可以按照文献内部、外部特征进行检索调阅的文献资料。本研究对于文献研究的标准是：引用文献全部为一次文献,文献版本尽可能获取首版,重要观点用文献原文体现。2、理论评述法：是采用归类分析、归纳演绎、传统阐释、相关对比等方法,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中华医史杂志》《中医文献杂志》的相关研究方法为行业标杆,按照其行文规范的要求,概述和详述医家生平、重大政策、学术事件；凝练学者学术观点；总结单一或群体医家的学术倾向；将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学术研究、学术观点进行对比；探索某一因素对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学术研究的观点、成果的影响。具体到论文内容中,对于某一时期学术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某一机构或某一医家的学术活动多采用记述法；对某一医家的著作内容、学术思想则采用传统阐释和归纳演绎的结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学术发展的特征研究采取的是归纳演绎与相关对比的结合。研究成果本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49年至1979年广东中医学术史研究,该部分以时间为序又分为三章。第一章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间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阶段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政治背景,包括：“中医科学化”政策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全国及广东省的各项卫生统计数据等等；分析“中医科学化”政策在广东实践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及其成因。第二节介绍广东实践“中医科学化”的学者群体并分析其特征；记述广东当时的主要学术期刊及其学术倾向和刊登之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第三节首先研究广东中医界在“中医科学化”中对如何看待传统理论以及学术革新途径、方法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归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持不同观点者的争鸣情况；其后概述当时广东中医界两份系统化阐述“中医科学化”原则、步骤、标准的学术整理方案并提炼其中的要点。第四节总结广东中医界实践“中医科学化”过程中在医学文献整理、中医理论研究、针灸、脉诊学、中药提炼等方面的各项成果。第五章分析该时期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即：①中医界对于“中医科学化”的参与积极、务实；②参与者的学术素养保证了学术探讨的理性与深入；③承认中西差异,立足中医本位的“科学化”；④对于中医学术研究方向、模式的探讨意义深远。第二章对1954至1965年间的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时期广东两份重要的学术期刊,《广东中医》和《广东医学(祖国医学版)》的概况及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介绍当时主要的中医研究机构——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的概况及其对学术发展产生的影响。第二节论述1956、1957年间几篇探讨中医学术研究态度和具体观点的争鸣文章,分析这些论争产生的背景和其对广东中医学术研究的意义。第三节至第六节论述该时期广东中医研究在医学文献整理、地域医学研究、基础理论探讨、临床医学研究诸领域的研究活动及学术成果。第七节总结1954至1965年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第三章对1966至1979年间的广东中医的学术史进行研究。其中第一节记述该时期广东医学界对于中医脾胃学说在文献收集整理、临床研究、实验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更深层次的研究成果。第二节论述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具体内容为在中西结合治疗急腹症、外伤骨折正骨手法研究、针刺麻醉研究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第三节论述该时期广东医学界对于青蒿素、破伤风抗毒素、毛冬青等中药特效药的研究。第四节介绍侯灿、梁直英等人将现代医学、科学上的新方法、新理论引入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第五节总结1966至1979年间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特征。第二部分是关于近代以来香港中医学史的研究。分为两节,第一节的研究内容是香港中医在医疗、教育、社团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概况。详细的记录了：①香港中医行医方式的演变及东华三院等医疗机构的发展历程；②香港中医在规模、办学方式上的发展以及著名中医学校的概况；③香港知名中医社团成立、合并、发展的状况及其对香港中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第二节的研究内容是“侨港中医”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及其对香港中医医疗、学术、教育的影响。首先论述侨港中医的内涵并介绍历次中医侨港热潮及其历史成因；然后选取十余位祖籍广东及其他地区的侨港名医,重点论述其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和重要著作；最后从整体上论述“侨港名医”对于香港中医事业的影响和贡献。研究结论以中医基本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学术研究模式、重点及方向的转变,学者主体的转变,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的影响为依据,作者认为1949年至1979年的广东中医学术史应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至1953年,该阶段国家关于中医学术的政策是“中医科学化”,主要学术活动是民间自发进行的关于中医学术革新意义、途径、目的的学术讨论以及在文献研究和剂型改进方面的初步实践。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学术发展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54至1965年,国家及时对中医政策进行调整,鼓励对传统医学进行继承与发扬,推动中医高等教育和师带徒教育,广东的中医研究在文献整理、理论探讨、地域医学、传染病防治等诸方面均获得丰硕成果。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是1966年至1979年,该阶段由于国家对中医研究重点的调整,广东中医学术研究开始以中西医结合研究为主,强调临床实践,以重大疑难疾病的治疗为主要方向,在急腹症治疗、针灸麻醉、骨伤复位、特效药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该阶段是建国后广东中医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上获得巨大成绩的阶段。广东作为全国中医学术蓬勃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医学文化积淀使该地区在建国后的中医学术发展带有一些鲜明的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是：①以临床实践为学术研究的导向和根本动力；②以国家政策支持为学术发展的推动力量；③以知名学者和民间支持作为学术研究的支撑力量；④坚持中医本位,注重前人学术经验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特征决定了1949至1979年间广东中医学术的基本形态,同时也是未来中医学术研究事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