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识动植物的形态与分类到探寻细胞的裂变与遗传,生物学史上每个里程碑式的进展都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1972年“重组DNA技术”的诞生标志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进入到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时代。转基因技术以飞快的速度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医药、环保、能源以及农业等诸多领域。许多国家将转基因技术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然而,在转基因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其风险也逐一显露并迅速引发国内外公众的关注与探讨。随着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转基因技术风险争议性事件的爆发,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恐惧与抵触情绪不断上升,风险争论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去科学化”与“非理性化”的现象,这不利于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客观认知的形成。新闻媒体,作为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其对“真实”的建构塑造着人们脑海中的“图像”。然而,新闻媒体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组织与生产新闻,即新闻框架。新闻框架决定着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以及看不到什么。本研究选题来源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转基因生物风险交流平台构建与沟通平台示范运行”(编号：2011ZX0801),试图以新闻框架理论为指导,总结国内主流科技媒体《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新闻框架的特点,探寻其新闻框架与社会现实中议题演变的关系以及新闻框架形成与变迁的原因。研究发现,《科技日报》的报道框架紧跟现实议题演变,议题框架突出科学技术的积极效益,呈现科学技术的多面风险,总结风险管理的现状与经验；人物框架形成了以专家学者、政府机构与商业团体为话语中心的沟通模式,虽然公众的参与与决策的主体地位逐渐受到重视,但他们仍然徘徊于话语中心的“外围”。时代背景与科技政策、媒体定位与报道风格、新闻常规与内部控制以及新闻记者的个人认知结构是《科技日报》转基因技术报道新闻框架形成与变迁的重要原因。新闻媒体,既是科学家发布科技进展的信息渠道,也是公众参与风险交流与决策的沟通平台。《科技日报》对科技议题的传播方式仍旧过于重视媒体的告知与言说功能,公众则是被动接受知识宣传的“客体”。本文认为只有给予公众平等的沟通与参与机会,才能实现人、科技和社会的良性互动,真正发挥其风险沟通平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