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精英的学术思想必须以知识形态实现社会化,才能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并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力。因此,与中国近代(1840-1919年)“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彼此鼓桴的是社会大众意义上的知识的变迁。这一变迁既包括传统知识的近代化,也包括西方知识的中国化。而无论是传统知识的近代化抑或西方知识的中国化,都包括知识观念之“化”和知识结构之“化”。鸦片战争以来国运多舛,“经世致用”观念兴起,以传统史部知识为主要资源的“经济之学”被重新挖掘出来。同时,出于军事上争胜于列强的动机,以坚船利炮为主要内容的“夷技”和以西方历史地理为主要内容的“夷情”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洋务运动在军事“自强”的基础上产生了经济“求富”的诉求,西方自然科学以及以国际法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知识被渐次引入中国。甲午战争以后,先驱们开始反思封建政体的不足,制度近代化遂成为继军事近代化和经济近代化之后产生的时代要求。相应地,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被大规模地输入到中国,传统知识面临着进一步的批判。民国以降,国体虽更而专制依旧的现实,被推原于国民的思想认识和普遍素质,由此滋生出国民素质近代化的问题。随着对西方科学精神以及科学体系的把握,从“天下”知识的高度审视传统知识成为常态,西方学理成为打量传统知识的主要维度,传统的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都发生了转型。而传统知识的转型,与西方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东渐”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知识”的总体生态。中西之学最终融汇为一个以西学为主但仍不失中学之旧的知识图谱。这一演进过程作为历史的选择,自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值得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