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托利亚同盟存在于希腊历史的时间并不长,从其发端(公元前330年)到灭亡(公元前140年)不到200年的历史。关于埃托利亚同盟的中外著作,大都是描述他们的臭名昭著的海盗土匪行为,同盟也因此而声名远扬。这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归结于阿凯亚(素有埃托利亚死对头的称号)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及追捧他的现代历史学家的记载和研究,虽然历史学家尽量客观的叙述历史,但是不可避免掺杂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情绪在其中,也有不少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埃托利亚同盟被冤枉的事实,但是对其评价仍然不高,似乎有不敢超越之嫌。本文将对其海盗形象做一反驳,试图运用资料及合理推理展现一个积极正面的埃托利亚同盟。作为公元前三世纪最为强大的联邦同盟,埃托利亚同盟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部落血缘结合到成熟的联邦体制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渐变。本文将同盟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内外两方面,即内部共同身份认同、对财富和权力的欲望、国际形势的变化、瑙巴克托斯管理的需要。纵观埃托利亚同盟政治构建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灵活的政治单位。可能起初同盟的瓦解和重建,马其顿的不断威胁,希腊化时代的复杂国际形势使得这些政治单位要忍受随时变化的遭遇,但是埃托利亚同盟是在不断壮大的,成员也不断纳入,各种突发情况的出现,必然会增强灵活的、有效能的单位的权力,降低笨重效率低单位的权力,如此一来,我们看到在埃托利亚同盟中后期将领和议事会的权力的增长,甚至出现将领权力的独享的局面。埃托利亚同盟在希腊化时期能够快速壮大,绝不是偶然,它顺应历史的发展,较早的意识到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对外交政策适时调整,从以殖民和征服为特点的传统外交政策中走出来,采取一种新式的理智外交。在希腊化时代它能够摒弃传统守旧的观念随时调整政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另外埃托利亚同盟是第一个利用公民权扩张的同盟,公民权利的授予有给个人的,也有给城邦的,这种授予公民权的政策是一种人性化的表现,也是时代的进步。虽然政治目的很显然,但是也伴随着经济上的特许权,而且很多时候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除此之外的庇护制度与领事制度都是新式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