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小说家,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代表作《红字》以特殊的主题,巧妙的情节构思及复杂的语言结构而广为研究者青睐。《红字》的汉语翻译历史已有80多年,已出版汉语版本有30多部,而对其系统性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2000年以后。到目前为至,还没有从改写理论的角度所做的完整研究。本文旨在从改写理论的角度,通过对《红字》的两个代表性中译本的对比分析,为《红字》的翻译,也为文学翻译提供一些意见。改写理论是安德烈·勒菲弗尔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改写理论的主要观点有三点：首先是系统观,勒菲弗尔认为文学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二者互相影响；而翻译是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其次是对改写的定义,他认为改写是对文本的重新阐释,其中包括各种文学形式如翻译、评论、缩写等；最后一点也是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核心观点,改写是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的,作为一种改写形式的翻译也是如此。本文首先对比分析了两个中译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背景。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这两个译本出版时间相差较长,因此它们在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意识形态上有较大差别。而在诗学方面,差异则体现在翻译地位的变化,翻译理论的发展与汉语的变化上。在上述意识形态与诗学背景的影响下,两个译本在文本的选词,句法及结构层面上都有区别。首先,在选词上,对于涉及到女性和宗教的词汇的翻译有很大区别。其次,在句法上,两个译本在语序和连词的使用上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最后一点,在译本的整体结构上,侍桁译本将原文中的前言删减,而姚译本则进行了全译。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本文发现意识形态以及诗学对翻译文本确实有很大影响。既可以体现在词汇上,也可以体现在句法上,甚至会影响到翻译文本的整体结构。因此,对一部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应将其放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而作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应当储备充足的文化背景知识,不仅要在语言的层面上还要在文学文本的结构层面上应用正确的翻译方法译出更优秀的适应时代背景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