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危险犯是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一个“引入”的概念,我国对抽象危险犯的集中讨论不过短短十几年时间。理论研究需要一定的消化期,这就导致危险犯及抽象危险犯的概念认识上存在模糊与争议,对概念认知的不足直接带来司法适用中的诸多疑虑,加之抽象危险犯在立法中呈现增加趋势,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因此,司法适用与立法现状成为研究抽象危险犯最直接的推动力。以往对抽象危险犯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使其教义学层面的建构逐渐丰富饱满,也一定程度影响着司法适用层面的规则与变动。在此基础上,刑法理论也渐渐开始关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问题,作为对刑法条文的剖析与归纳,需要在理论逻辑与法律条文间不断往返。抽象危险犯的立法限制,既是一种价值提倡,又是一种路径方法探索。在价值层面提倡刑法理性主义,在路径方法的探索中,则试图从总结实际问题的经验视角出发,以宏观法律原则与抽象危险犯的性质为基础,尝试将立法层面抽象危险犯的限制适用条件进一步具体化。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为问题的提出。首先对我国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史进行梳理,并总结刑法理论对刑法立法的扩张、抽象危险犯的增多的回应与讨论;其次归纳与总结抽象危险犯在实践中的适用难题,包括抽象危险犯在“出罪”路径与依据方面的争论、抽象危险犯的刑行交叉问题、以及针对抽象危险犯有效性的质疑。第二部分进一步论述刑法中抽象危险犯的扩大适用所带来的风险,包括显性风险与隐性风险。显性风险主要指抽象危险犯在实践中容易带来“过度入罪化”的趋势;隐性风险主要指抽象危险犯背后刑法的功能困境,包括刑法盲目工具化与刑法万能主义倾向。最后本文主张刑法立法的科学理性主义。第三部分为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命题反思。首先,对宏观层面的理论进行反思,包括作为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基础的法益理论,以及作为背景理论的积极一般预防;其次,对抽象危险犯的基础概念进行再思考,主要包括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的理论发展、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的区别与关系、抽象危险犯的“危险”等命题。第四部分探索立法上抽象危险犯的限缩路径。总体上对抽象危险犯的“准入”标准进行概括,并根据抽象危险犯的性质进行准入前提的设置;具体层面对抽象危险犯分级标准探索,从法益保护位阶、类型分阶、罪刑关系、处罚必要性等四个方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