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存在一类特殊时期的特殊迁坟现象,即将曾经因特殊原因而葬于国外的中国边民的祖坟自国外回迁或归葬至国内,其性质属于跨国迁坟。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文献研究方法为基础,并以跨国迁坟现象较为典型的广西中越边境下其逐屯为例,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全面探析下其逐屯人的祖坟葬于国外的原因以及回迁国外祖坟的背景和动机,以此揭示祖坟跨国移动历程中的国家与边民之间的全方位互动关系。近代中越分界之前,其逐屯尚未被国家边界线一分为二。那时,其逐屯人得以按照宗族或族群的传统文化惯习,自主选择将祖坟葬于村落内部的地势较高处。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法两国正式划定了近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越主权边界线。中越边界线的划定,造成其逐屯被一分为二,分割为中国下其逐屯和越南上其逐屯。由于下其逐屯人原初的祖坟皆葬于地势较高的越南上其逐屯,因而中越分界客观上造成下其逐屯人的祖坟的被动离散。同时,中越分界后,中越两国虽逐步强化了边民出入境管理,但边防管控的相对松弛使得同族群同宗族的下其逐屯人与越南上其逐屯人之间的日常跨国互动并未中断。此时,下其逐屯人出于文化惯习之故,仍选择将祖坟葬于原初的越南上其逐屯宗族坟山中,由此造成下其逐屯人的祖坟的主动离散。2009年,中越双方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之故,将指导动员边民回迁国外祖坟的工作列为勘界立碑后续工作之一。2009年至2013年,经过国家和广西各级外事部门在边境地区的广泛宣传动员,下其逐屯人在经历一番迁坟与不迁坟的思想斗争后,积极主动地选择将国外祖坟回迁至国内安葬。下其逐屯人的祖坟经历了从离散到回归的复杂跨国移动历程。从国家与边民的互动关系看,在下其逐屯人的祖坟离散与回归的实践历程中,以国家政权的强力统治和国家主权的边界规训为核心的强大的国家权力在场,一直发挥着主导和推动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中越两国之间主权边界线的划分,导致了下其逐屯人的祖坟离散与回归。同时,下其逐屯人在祖坟离散与回归进程中亦充分发挥着主观能动性,进行着广泛的能动选择:一是基于血缘宗族和族群认同而选择继续维持日常的跨国埋葬和扫墓等跨国互动惯习;二是在跨国迁坟与归葬仪式中主动选择和征用国家符号,强化国家认同意识、领土主权意识和守土固边意识,打破传统惯习,建构新的仪式传统,以实现国家主权利益和自我现实需求的双赢;三是下其逐屯人的祖坟离散与回归历程深刻映现着当地人的生存理性选择和经济理性选择;四是跨国迁坟活动映现着同族群同宗族的下其逐屯人与越南上其逐屯人之间的宗族或族群的跨国分化;五是下其逐屯人的跨国迁坟与归葬仪式亦映现了当地人对文化传统与血缘情感的守持。从国家与下其逐屯人在祖坟离散与回归的跨国移动实践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可知,尽管国家权力对边民长期具有较为强大的统治力,但国家与边民整体处于良性互动、正和博弈的关系状态。换言之,从国家与边民的互动关系看,“强国家”前提下良性互动的国家与边民关系始终居于历史主流地位。若将国家制度与政策视为结构性因素,将边民的自主选择与实践视为能动性因素,则结构性因素与能动性因素之间是互动共融的关系。可见,传统西方的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结构决定论和主观行动建构论等因存在二元对立的片面性,而不适宜阐释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从“强国家”前提下国家与社会双向良性互动视角理解中国历史,则更加符合中国特殊的文化逻辑。同时,祖坟属于特殊的物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术界关于离散与回归研究的视野,从“人”的研究拓展至“物”的研究;亦拓展了学术界关于“物”的研究的视野,从“物”的物性、生命史、流动、互惠和交换、礼物和商品研究拓展至“物”的离散与回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