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资源要素作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给中国的自然环境造成了持续的巨大压力。随着近年来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曝光度的持续上升,尽快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为主的经济转型成为举国上下的一致要求,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也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在梳理三种不同类型环境政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环境政策对经济绿色发展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宏观影响和微观机理,为实现全面绿色发展转型提供一定借鉴。具体研究步骤和结论简述如下。首先,本文以《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中关于城市群空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提出到2015年实现实现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下降12%、13%、10%的减排目标为切入点研究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对区域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通过设定明确污染物减排目标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机制检验发现《规划》的实施没有实现波特假说提出的诱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反而因为提升了企业生产成本,对企业的研发投入造成挤出效应,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通过对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两大关键生产要素的考察,本文发现《规划》的实施促进了三大城市群中上市公司劳动力规模的增长,同时通过优化财务管理水平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这是《规划》促进受影响地区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渠道。其次,基于二氧化硫排污费在中国各省分批上调的准自然实验,引入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发展的度量指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宏观层面上排污费提高未能促进地区绿色发展,反而对绿色发展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技术水平整体偏低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本文进一步从微观视角考察了二氧化硫排污费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该政策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与波特假说相一致;（2）该政策降低了高污染行业的资源错配水平,这是一个潜在的传导机制;（3）该政策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财务管理优化,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据此提出,制定环境政策措施应根据地区禀赋特征量体裁衣,并结合行业特征确定合适的环境政策强度。最后,本文基于2015年环保部发布的《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以环境信息披露为代表的公众参与和自愿型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强制披露政策能显著促进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同时监管压力的大小对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存在显著影响。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发现目前我国三类环境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各有优缺点: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总量减排效果立竿见影,但并没有促进绿色技术增长,不利于经济维持长期绿色增长;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能够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在宏观层面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并不明显;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能够能够充分调动微观个体的环保意识和行动,可能成为未来环境政策的主流方向,但其对监管部门的执法能力有较强要求,在监管较弱的区域成果甚微。综上所述,在未来环境政策的设计中,应当根据地区特征、行业特征以及污染物种类等具体要素将不同类型环境政策进行有机结合,避免出现一刀切式的强制性政策文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人民群众监督机制的力量,同时激发企业自身污染减排能动性,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绿色化转型等手段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