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时期，烟酒业发展迅速，烟酒税上升为民初国家第三大税收。借贷度日的北京政府，在关税、盐税抵押殆尽后，目光转向税收新晋——烟酒税。此外，自袁世凯政府以来，北京政府对外借贷仅限于银行团成员国家。北京政府为了实现借款渠道多元化，努力向银行团外的国家承借贷款。养精蓄锐多时的美国，积极谋求对华经济借贷。中美双方利益点不谋而合，中美烟酒借款顺势而生。发生于北京政府时期的中美烟酒借款，主要有三次，分别是1916、1919、1921年三次商议借款活动。围绕这三次中美烟酒借款，国内外不同利益集团表示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中国国内民众以全国烟酒联合会为中心，向中美双方政要声明立场、严正抗议，其中中国民众的社会舆论，与中央政府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尤为突出。随着抵款经验的累积，中国民众的抗议规模、方式、效应等均发生了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