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任务。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中国效法求师的思想资源却处于混乱衰败乃至“恶化”的状态。现代政治的要素包括完善的宪政制度、公正独立的司法体制、广泛的代议制以及支撑这一套体系的政治文化系统,它是西方现代国家政治演化的结果。中国大规模学习西方思想的时机处在19世纪末,但此时西方各国的主流社会思潮、政治思想乃至理论是否能够解释现代政治制度的成因并有助于建构现代国家尚为一个重要疑问。民族主义作为19世纪发展最迅速、扩散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在不同的国家与丰富多元的政治价值和理论相结合,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诉求,并且对各国的政治实践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而言,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更是影响深远。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成熟乃至变异充分展现了此时西学的复杂和嬗变。概括地说,进入19世纪,民族主义经历了从自由、普世、人道的精神向特殊、排他和竞争方向的转变。通过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的整合,民族主义思想携带诸多崇尚暴力和解构性质的负面理论,塑造了西方人乃至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给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和后发国家的现代建构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本文以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为参照,梳理民族主义思想在19世纪发生的两种转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转向,并总结民族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两种转向对后发国家所造成的思想后果和政治影响。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理论也一直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系列政治变革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但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和它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使国人在处理民族问题和现代国家建构时充满了各种矛盾。因此,从中国立场出发,以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民族主义在19世纪发生的两种转向为我们反思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视角,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价值。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包括的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与三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有关。正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民族主义思想渐次显现了它的三重核心要素:自由、平等(公民权)、民族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这些核心要素构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长盛不衰的基本所在,不同要素的权重不同分别构成了三种民族主义类型:自由-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最早的民族国家——英国的现代国家的建构历程是构成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最坚实的事实基础。英国国家建构历程和政治特点构成了其他国家学习和效法的根源。法国、德国受英国的激励,以民族自由为诉求,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分别发展出公民共和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导向的民族主义。尽管侧重点不同,但英、法、德三个主要欧洲国家在19世纪之前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思想特征: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世界主义的特点。面对法国的侵略和四分五裂的疆土,受浪漫主义熏陶的德国思想家走上了反对启蒙理性的民族主义道路。在现代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德国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过渡,实现了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向。19世纪,民族主义逐渐向国家主义转向,主要体现为德国思想家的国家主义倾向,以及这种倾向与德国统一历程的相互关系。德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国家主义路线与其自身分裂的历史状况有关。德国民族主义者通常也是国家主义者,他们主张国家统领政治生活,国家是个人和民族使命的唯一载体,只有在国家中才可能实现个体自由,个人自由与民族使命相一致才符合自由的绝对精神。国家在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学派对民族、国家伦理属性的历史主义论证。历史学派反对空洞无物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认同黑格尔关于国家具有伦理性和道德性的思想。他们普遍认为政治权力(国家)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同时也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他们继承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传统,将国家抽象为文明和秩序的载体,将实现秩序和文明发展的重担交给了国家,从而为国家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历史主义学派置国家冲突于研究的中心,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加之它与德国政坛密切的互动,造成了德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坎坷。但在这种语境下,国家具有伦理价值,抽象的国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迅速聚集起国民的效忠与奉献,从而迎合了大众时代的政治热情,促进了民族共同体的巩固。19世纪末期,国家权力本身成长为国家正当性的理由,不再依托于国家的道德属性,更加恶化了这种民族主义类型。较于英、法那种具有共和自由精神的民族主义类型,国家民族主义类型更吸引亟待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后发社会的效仿。民族主义不仅在后发国家那里产生了国家主义转向,在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先发国家那里也出现了重大转向。19世纪英国的社会环境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影响,政府、社会、个人及其互动关系等核心问题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功利主义运动的实践使自由主义的基础在19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有机体理论本身是受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论影响,是将社会共同体与生物体类比的产物。功利主义哲学与“社会有机体理论”和“进化论”的奇妙融合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思想与实践,使“进化”、“物竞天择”进入到民族主义话语。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迅速蔓延,英美主流的自由民族主义完成了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转变。西方主流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理据从自由权利过渡到“力本论”,它主张在民族国家内部反对政府干预,将政府的道德责任剥离,把职能限定在提供竞争秩序的层面,主张放弃对弱势群体的帮助,通过鼓励公民的全面竞争而实现社会整体和个人的“进步”。在这个层面上,自由主义因为放弃了古典人道主义的传统叙事,通过功利主义论证个人自由而站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边。在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中,民族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各民族因其文化、历史、禀赋的不同而处在不同的生态位,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理应由高等级的文明领导。同时,判断文明高低的标准抛弃了伦理道德的评价,聚焦于实力本身是否强大。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在这一时期十分活跃。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国家主义也产生了亲密的联系,共同营造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优胜劣汰”的斗争气氛。西方国家由于奉行这些原则,在内部发生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危机,在国际政治层面则大大恶化了中国等后发现代国家的外部环境。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是它与两种思想传统深度结合、在不同政治历程中发展的结果。民族主义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本身蕴含着多重属性——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普世价值与传统文化的张力等。过分强调它的单一侧面,很容易造成思想的失衡: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就是这种失衡的结果。处在古今之变的中国人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种失衡的民族国家观和世界观,严复对自由的矛盾性认识、对《天演论》的解释,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赞扬和鼓吹等都是它的表现。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探索现代国家建构走过了十分艰辛的道路,只有重新梳理和反思西方思想,对民族主义以及相关的政治思想做鞭辟入里的批判,方可提高对西学的批判能力,进而在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方面排除误解。中国传统文化在自身历史传统中的支撑性作用难以取代,现代政治价值需要与传统资源有效结合才能形成适合中国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对当代学人而言,努力建构既符合人类文明的普世性价值,又深植自身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正是今日时代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