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回顾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历史对于思考现今中西文化交流仍旧有意义。西方逻辑的传播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回避的组成部分，尤其在说到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时，西方逻辑的传入对它起到了启发的作用。同时，现在在逻辑科学全面发展的今天，也需要回顾与反思百年来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发展历程，以更好的面对未来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发展。　　本文将1910年前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划分为“被动”接受的前期和“主动”吸收的后期，以1840年为时间界线。前期(明末清初至1840年)中国还处在经济强盛时期，以致传教士不得不以学术传播为手段进行传教活动，因此，传教士们在传播西方学术上起到了间接的作用。西方的传教士成为传播西方逻辑的主体，他们与中国学者合作先后翻译了具有演绎思维观念的《几何原本》、部分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内容的《西学凡》、中世纪经院逻辑著作《名理探》、删节了神学内容的完整版《穷理学》等，这些著作以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为主要内容。由于中西方观念的巨大差异以及中国封建专权的帝王统治，这些思想未能产生重大影响，仅仅在士大夫阶层得到了一些关注。后期(1840年到1910年)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由独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动挨打的日子让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救亡中国的责任与使命。这些较早觉醒的有识之士成为传播西方逻辑的主体，通过译自英文途径传入的《穆勒名学》、《名学浅说》、《辩学》等;译自日文途径的《论理学》、《论理学纲要》等;自编著的《论理学》、《论理学通义》等;通过墨子研究传播逻辑观念与方法的《墨子之论理学》等途径，出现了一批西方逻辑著作。随着西方逻辑的继续发展，归纳逻辑继演绎逻辑之后成为主导西方逻辑的新趋向，因此这时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中，不乏大篇幅介绍归纳的内容与作用，并且认为中国的落后正是没有新的认识论——以培根为开端的经验论和归纳法的逻辑学为指导。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西方逻辑在响应救亡图存的爱国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师范学校纷纷开设逻辑课程并由此奠定了逻辑教学体系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受西方逻辑的影响，中国逻辑思想研究领域得到了开启，以梁启超的《墨子学案》、胡适的《先秦名学史》、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为代表性著作。　　本文尽可能全面搜集1910年前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文献，挖掘出一批与本论文相关的新材料，为更加全面的呈现1910年前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原貌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采用背景分析法、文献解读法、比较分析法、动态分析等方法尽可能将传入的内容系统地整理出来，并对1910年前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特点进行尝试性总结。这一时期系统而广泛的传播了西方传统逻辑的知识体系，初步规范了传入中国逻辑知识的基本术语，奠定了逻辑教学体系的基础，尤其是开启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笔者给出了自己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几点认识，并提出采用“扬弃式否定”方法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进行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