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11月,我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于上海成立,至今为止,我国证券市场在投资者数量、上市公司数量、资本总量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事物发展均会有所崎岖,伴随而来的是证券欺诈、制度与现状不相符等诸多问题。在以上问题中,证券市场虚假陈述问题是一个伴随着证券市场的诞生便存在的却又始终无法得到根除的问题。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特指上市公司在发行证券时,未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对重大信息进行披露,特意针对会影响理性投资者决策的重大信息做出虚假记载或有意对其进行遗漏、不合理披露的行为。本人通过分析大连大福控股、朱英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例,对虚假陈述的重大事件认定,揭露日的界定、因果关系、损害计量及虚假陈述所造成的“小额数多”损害后果产生了更为深入的思考。随着证券市场的创建和逐步发展,我国陆续出台和修改了《民事诉讼法》《公司法》《证券法》《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最高法院出台的《若干规定》首次对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做出了规定:在满足信息重大性的条件下,只需证明投资者是在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至揭露日之间购入证券,即可推定虚假陈述对其购买行为施加了影响,进一步推定出理性投资者所受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具有必然因果联系。然而《若干规定》所确定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与司法实践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探寻规则漏洞背后的根本原因并实现对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则再造,是本次论文的核心论点。在处理“小额数多”案件时,存在一个问题,要么中小投资者选择放弃维权,要么法院耗费大量人力、时间组织众多投资者单独起诉或共同起诉,我国高层看到了这一弊端,亦想出了解决之法,2020年将实施的新《证券法》新增了投资者保护、信息披露专章,将完善投资者保护、强化信息披露落到实处,同时提出了代表人诉讼制度,有利于提高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