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界定的首要前提是对隐私予以界定，隐私的不同概念决定了隐私权概念的差异。笔者认为，所谓隐私，就是不愿被窃取和披露的私人信息。所谓隐私权就是自然人对自己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进行独立支配的一种人格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隐私权在主体、范围和性能上均有一定的限制，其权能具有双重性，既有积极的权能又有消极的权能，其内容表现为对私人信息的控制，具体而言，隐私权主体有权保有、使用、公开及维护其私人信息。公民有权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国家应保障公民在最大范围内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利,特别是有关国家政务信息的权利，这就是知情权。新闻自由是一种宪法上规定的基本自由。新闻自由与知情权是一对不能截然分离的概念：知情权的存在为新闻自由奠定了基础，新闻自由为人们知情权的实现提供了途径。隐私权与知情权、新闻自由发生冲突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首先，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多元性、社会条件的差异，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有着不同的权利观，对隐私权、知情权和新闻自由的外延有着不同程度的理解。即使同一个人、同一利益集团对权利的认识和要求也会随社会条件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其次，生活中个人信息空间并不是自足的，其总有一部分与社会信息空间的交界地带形成一种交融状态，难以分清是私人信息空间还是公共信息空间；新闻媒介对这部分信息加以利用，亦或个人有权保有这个信息空间，就是一个两难处境，冲突也就此形成；再次，权利之间冲突的普遍性，以及隐私权、知情权与新闻自由三者本质上的对抗性，都直接导致了冲突的产生。 50<WP=55>现实中，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更多是通过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来体现的，因此，一般意义上说，协调好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就能够协好调隐私权与知情权、新闻自由三者的冲突。新闻自由和隐私权作为基本原则和自由，都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很难分清它们的地位高下，同时更应看到相对于隐私权的被动和消极来说，新闻自由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而相对于新闻媒介的强大性来说，隐私权权利人则显得势单力薄，由此，笔者提出了协调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首先，权利协调的基本原则——权利平等保护原则。权利平等保护，不是指主体之间的平等保护，而是指权利类型之间的平等保护。不可否认，新闻自由具有其政治权利属性，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个人权利或者个体权利，因为任何一种权利从行使方式上看都是“私”的权利，只不过这个“私”或个人或团体或国家。在具体的权利冲突中，权利主体都是具体的，如果我们赋予某种所谓社会意义大的权利优于另一种权利，就等于赋予该权利主体以特权地位，这就会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其次，权利协调的一般原则——利益衡量原则。利益衡量是指在法律所确认的利益之间发生相互冲突时，由法官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的权衡与取舍活动。在具体操作中，一方面要通过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运作，通过个案的审理来达到利益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这种自由裁量又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遵循利益衡量的范围、利益衡量的依据、利益衡量的类型以及形式上的妥当性与合理性等客观的、外在的标准来加以把握。最后，权利协调的特殊原则。 51<WP=56>笔者认为，协调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除了遵循权利平等保护原则和利益衡量原则之外，还应该的遵循一些特殊的原则，他们分别是：第一，公共利益原则。恩格斯指出“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是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第二，合理公众兴趣原则。公众兴趣必须是健康的，正当的，而且不能违背公共利益。判断公众兴趣是否合理应以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取舍，以公众的道德价值标准作为衡量标准，以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一般成年人看来不违法、不违背公共道德的兴趣作为评判依据。第三，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适当减损原则。国家工作人员的私人信息如果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有关，就不能赋予其隐私权，而应当成为知政权的对象。第四，公众人物隐私权适当减损原则。由于自愿的公众人物与非自愿的公众人物对成为公众人物的主观意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应区别对待：对于前者，其私人档案及个人事业或与事业有关个人情况都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对于后者，对于其与新闻价值无关的个人信息，属于隐私权保护的范围。第五，公共场所原则。公民在公共场所举行的活动往往被推定为默示允许他人照相、摄像、录音、报道等。新闻媒介对发生在公共场所的事件进行报道时，对与新闻事件相关的公民进行拍摄并予以报道，并不侵犯其隐私，除非该公民曾明确表示拒绝。 52<WP=57>第六，公开记录原则。新闻媒体及其他公民有权对政府机构保管和发布的文件、信息、资料进行查询、报道、评说。其中涉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