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词坛是宋词繁盛的肇端,在仁宗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词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仁宗词坛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本文力图对仁宗词坛作一综合性的描述,并结合多方面因素还原仁宗词坛的真实面貌。绪论部分主要考察了论文选题的研究现状、阐述了选题的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仁宗词坛的历史背景,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在政治方面,北宋至仁宗朝立国已稳。宋仁宗虽不是千古明君,但他任人唯贤,善于纳谏,围绕在他的身边是一群北宋朝出类拔萃的名臣。他本人仁厚宽容、不纵私欲、克己复礼,治国有方,维持了北宋朝的稳定。北宋朝在签订澶渊之盟后,军事局面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在经济方面,仁宗朝出现经济繁盛的局面,农业、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大都市随之兴起,市民阶层逐步壮大,这都为词的繁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娱乐业的繁荣促进了词的繁荣,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使词作本身走向商业化的道路。在文化方面,一方面,仁宗朝继承了宋朝开国初期崇文尊儒的文化传统,注重文治教化、继承了宋太祖崇文抑武、善待文士的传统；科举制度完备,重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宋仁宗自身重视文化,鼓励士人掌握文化知识,并且,在仁宗朝,文化开始市民阶层普及。另一方面,仁宗朝上下普遍崇尚娱乐,宋仁宗本人公开提倡娱乐,上行下效,宋代士人关注自身的生活状态,并注重娱乐,表现出人格分裂化的特征,他们忠君爱国,以儒立身,怀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的同时纵情声色、沉溺享乐。由于市民阶层在仁宗朝的崛起,新兴的市民阶层有他们的娱乐需求,仁宗朝,并存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娱乐文化,一种是士大夫阶层崇尚的文人雅会式的娱乐,一种是市民阶层推崇的纵情狂欢式的娱乐,两种娱乐文化的并存,也促使仁宗词坛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追求。第二章综论仁宗词坛的创作格局。从仁宗朝词作者身份的构成,仁宗词坛创作中心的形成和仁宗朝两大词人群体的形成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仁宗朝词作者身份呈现出“多样化”与“集中化”的趋势,多样化指仁宗词坛词作者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集中化指仁宗词坛的主力军是官僚阶层。并且,仁宗朝出现了四位存词量大,艺术成就较高的词人——柳永、晏殊、张先和欧阳修。仁宗词坛形成了地域性的创作中心,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京畿地区,成为了仁宗词坛创作最为繁盛的地域,除此之外,仁宗朝也形成了较为零散的,规模较小的地方性创作中心。由于仁宗朝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娱乐文化,词的风格也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主要受到雅文化影响,形成了崇尚雅致之感、主张含蓄蕴藉之美的词作风格,一种主要受到俗文化的影响,形成贴近市民审美趣味,浅俗直白的词作风格。仁宗朝的四大词人也可以分成崇雅派与尚俗派,由于两派词人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崇雅派的词人有拟俗词的创作,而尚俗派词人的部分词作也呈现出雅致的风貌。第三章主要论述庆历党争与仁宗词坛的关系,梳理了庆历党争的大体过程和词人在庆历党争过程中的个人命运,并通过对晏殊、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的个案研究揭示庆历党争对词作者个人的影响。第四章主要论述仁宗朝的词学观。从认同、功能及分歧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在认同上,仁宗朝市民阶层与士大夫阶层对词的认同相异,市民阶层对词表示接受、认同与喜爱,士大夫阶层对词的认同则存在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对这种新兴文体十分喜爱,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词为小道,不能登上大雅之堂。两大阶层对词的娱乐要求也有所不同,市民阶层要求词能满足他们感官与精神的双重要求,满足他们纵情娱乐的需求,士大夫阶层则要求词能满足他们在娱乐中对雅致的追求。在功能观上,词在仁宗朝不仅仅是尊前花间的娱乐工具,同时也初步具备了言志功能和社交功能。在分歧方面,由于仁宗朝雅俗两大文化圈并存,词作风格也呈现出雅、俗两种不同的追求,词体的雅俗之辨也自仁宗朝肇端。第五章主要论述仁宗词坛的特色,从主题、体式与结构、意象三大方面展开论述。在主题取向方面,仁宗词坛主要表现为传统题材的新变和新兴题材的出现。在体式与结构方面,主要是长调慢词的勃兴,和令词“上景下情”抒情结构的被打破,表现为情景的散化与多种铺叙结构的运用。在意象方面,仁宗词坛的词人在意象选取上,主要沿袭花间意象系统,较少新变。在意象的类别上,主要以描述性、象征性的意象为主,在意象描述方面呈现出共性化与个性化的特征,并以晏殊、欧阳修为个案,研究二人词作意象组合的特点。第六章主要论述仁宗词坛的定位与评价。在定位方面,仁宗词坛的定位是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不仅仅使得五代词朦胧幽约的词体特质得以保留,同时仁宗词坛的一些新变因素也对后世词坛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评价方面,长期以来,词评界对晏殊、欧阳修的评价皆以好评为主,而对柳永的评价则毁誉参半,随着近现代对柳永评价的提升,对仁宗词坛的总体评价也应以正面评价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