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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血清miRNA-206预测中晚期宫颈鳞状细胞癌同步放化疗抵抗的价值[背景与目的]宫颈癌(Cervival Carcinoma)是世界范围内女性最常见的恶性生殖系统肿瘤之一。在我国,ⅡB期以上的中晚期患者约占60%-70%。在临床中,部分同样接受标准的同步放化疗(ConcurrentChemoradiotherapy,CCRT)的患者,其治疗预后却存在较大的差异。究其原因,从临床病理因素方面分析,患者对于同步放化疗反应的不同,可能与以下因素相关,包括病理分型、临床期别、疗前血清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CC)水平、肿瘤大小、分化程度以及盆腔淋巴结转移等相关。然而,有少部分临床病理因素相似的患者对于CCRT的反应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提示了治疗反应的差异可能与肿瘤的内在敏感性相关。近年来,miRNA(microRNA,微小核糖核酸)因其特殊的稳定性及特异性,在肿瘤分子诊断标志物方面有明显的优越性。其中,循环miRNA备受关注,即存在于血液和体液中的miRNA,具有取材便捷、相对无创、性质稳定等优势,临床推广前景较好,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我们课题组前期采用血清标本进行相关miRNA研究,已使用芯片筛选出CCRT敏感组与抗拒组的中晚期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之间血清miRNA差异表达谱,现拟继续扩大血清样本进行验证,分析其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为验证与CCRT反应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并为今后进一步探索能够针对CCRT抵抗的治疗新靶点打下基础。[材料与方法]收集2013年9月至2015年11月期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科后装接受同步放化疗的FIGO(2009版)分期为ⅡB～ⅢB期的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的治疗前血清标本。以治疗结束后12个月为标准,在12个月内肿瘤持续或出现进展,或发现了新生肿瘤病灶者纳入CCRT抗拒组,而12个月内未发现肿瘤证据者纳入CCRT敏感组。结合患者临床病理资料以及随访结果,挑选临床病理因素高度匹配的患者20例(CCRT抗拒组和敏感组各10例),进行microRNA表达谱芯片筛选,筛选出两组中表达具有差异(变化两倍以上)的microRNAs作为候选。采用RQ manager 1.2和DataAsistV2.0软件分析筛选得到两组间差异表达显著(P<0.05)的microRNAs。进一步在131例患者血清中采用实时定量PCR对候选microRNAs进行扩大样本量验证。结合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结果,分析候选microRNAs表达水平与肿瘤放化疗抵抗以及各种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前期的筛选阶段结果发现,CCRT抗拒组和敏感组间差异表达的microRNAs共214个,其中有显著性差异表达的microRNAs(变化倍数大于2倍且P<0.05)有3个:miR-136-5p(以敏感组为标准,抗拒组下调)、miR-152-3P(抗拒组上调)和miR-206(抗拒组上调)。经过我们后期的预实验的初步验证发现,miR-136-5p和miR-152-3P在血清样本中表达量极低,在不进行预扩增的情况下无法检测到,而其中只有miR-206能够被检测。考虑到实验的可操作性和今后临床的应用价值,我们选择血清miR-206作为目标miRNA,进一步在131例血清样本中进行了验证,其结果显示:血清miR-206(抗拒组上调)在CCRT敏感组与抗拒组的表达差异明显,其表达为:敏感组2.715±0.2115 vs抗拒组14.64±1.184,且其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血清miRNAs的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miR-206高表达与肿瘤期别高及局部肿瘤大相关。进行单因素分析显示血清miR-206的表达水平、肿瘤分化以及盆腔淋巴结转移是无复发间隔时间(Disease Free Survival,DFS)的独立预后因素(P=0.008,0.000,0.000)。Cox多因素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血清miR-206表达水平是患者DFS的独立危险因素。使用ROC曲线分析血清miRNA-206预测患者CCRT治疗结局的AUC(Area Under Curve)为 91.3%(敏感性 79.3%,特异性 92.2%)。[结论]CCRT抵抗的中晚期宫颈鳞癌患者血清miR-206高表达;血清miR-206表达水平与患者预后呈负相关。单独使用血清miR-206预测患者治疗结局的准确性高于使用临床病理因素的预测。这些结果均提示血清miRNA-206有可能作为新型分子标志物用于筛选中晚期宫颈鳞癌CCRT抗拒的患者。第二部分术中腹腔细胞学阳性对临床早期宫颈腺癌患者预后的意义[背景与目的]宫颈癌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病理类型主要包括宫颈鳞癌和宫颈腺癌。宫颈腺癌较宫颈鳞癌少见,但近年来有上升趋势,约占到原发性宫颈癌的20%。宫颈癌的分期标准不同于卵巢癌与子宫内膜癌,不是通过手术病理进行分期,而是通过治疗前的临床检查(妇科检查+影像学检查)分期。因此,术中腹腔细胞学检查一直未列入宫颈癌的分期指南中,且目前对于宫颈癌的治疗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自从1970年Creasman等第一次报道腹腔细胞学检查在宫颈癌中的意义,此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是众多的结果并不一致。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腹腔细胞学检查在宫颈鳞癌患者的预后中无明确意义。但在宫颈腺癌中,术中腹腔细胞学检查是否是一项有意义的临床预后因素,是否对于治疗有指导价值,目前尚无定论。本研究拟通过回顾性分析于2000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在我院接受了手术治疗,并在术中留取腹腔细胞学检查的136例临床早期宫颈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预后情况,旨在探讨术中腹腔细胞学结果阳性在临床早期宫颈腺癌患者预后中的意义。[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0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并在术中留取腹腔细胞学检查的136例早期宫颈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随访资料。分析术中腹腔细胞学阳性与患者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关系,并通过Kaplan-Meier法和Cox回归模型来分析术中阳性腹腔细胞学在患者预后中的意义。[结果]共有136名患者符合入组标准并具有完整的随访资料。其中术中腹腔细胞学阳性的患者有13例(9.6%),阴性患者123例(90.4%)。在这136例患者中,术中腹腔细胞学阳性和阴性患者的5年总生存(5-year Overall Survival)率分别为69.2%和9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3年无复发生存率(3-year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RFS)在术中腹腔细胞学阳性和阴性两组患者中分别是76.2%和9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1)。分析结果显示,术中腹腔细胞学阳性患者的复发率较阴性患者的复发率高,分层分析显示,两组间的差异在总复发率(P=0.002)、局部复发率(P=0.012)中有统计学意义,但在远处转移中没有统计学意义(P=0.15)。Cox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术中腹腔细胞学阳性不是临床早期宫颈腺癌患者独立的预后因素,而盆腔淋巴结转移和宫旁受累与患者的预后显著相关。[结论]在临床早期宫颈腺癌患者中,术中腹腔细胞学阳性虽然不是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术中腹腔细胞学结果阳性的患者复发率明显高于阴性患者,且术中腹腔细胞学结果阳性组的患者预后明显较阴性组患者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