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政治文本在对外宣传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治文本中得一种非常精髓的文体，文本自身及其翻译已经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是由中央编译局的文献翻译室负责翻译的，其职责在于及时、准确的提供政府工作报告的英文版本。　　 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操纵”这一概念，他的翻译观指出，翻译就是对原文本的改写。一切改写都体现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操纵，这不仅仅只是语言层面上的简单转换，而是整个翻译过程将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三要素——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一直被用于研究文学翻译，鲜少涉及应用文体翻译研究。受到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三要素的启发，笔者在政治文本翻译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的基础上探讨在翻译政治文本过程中所发挥的操纵作用。　　 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探讨意识形态对政治文本翻译的操纵，并以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中译英版本《2011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个案，分析意识形态对政治文本翻译的操纵，分析中央编译局在处理原文本中的文字时所用的翻译策略，通过意识形态理论在政治文本翻译过程中的操纵，借意识形态这只“无形之手”发挥作用，并提出政治文本翻译的策略应遵循“适度改写”原则。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选材、过程及受众的反映情况。基于意识形态对政治文本翻译的操纵影响，论证得出采用适度归化与适度异化的翻译策略，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具有相对性，应该遵循适度改写原则。由此得出结论:政治文本翻译应该遵循适度改写原则。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研究的方法与问题。　　 目的和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同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政治文本在国际交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好的翻译关系到政治文本的普及的一个关键因素。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一直被应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比政治文本的翻译要多些，因此本文将用他的操纵理论对中国的政治文本翻译的操纵进行研究，这是政治文本的翻译的一个里程碑。政治文本翻译有三个鲜明的特点:规范化，政治术语和权威语气。翻译被意识形态无形的操纵，并已被许多国内外学者分析研究。在中国，一些对政治文本的翻译研究有代表性的理论家:王东风，蒋骁华，等。他们认为，应该从意识形态操纵的角度来研究。在西方，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赫曼斯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研究中是领先人物。根据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1992)，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制约翻译的三个方面。本文旨在研究意识形态对政治文本翻译的操纵，并以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本为例来分析研究。　　 方法与问题:　　 本文采用三种方法。第一个是用描述方法研究政治文本的翻译过程，并得出结论:政治文本的翻译全部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从源文本的选择，翻译的过程以及读者的反应。第二个方法是案例研究。本研究采用2011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例（由中央编译局翻译）研究。不同于其他翻译活动，政治文本的翻译是非常正式的，和文本类型的选择范围很广，可以从报纸，杂志或网站。更重要的是，选择的是不局限于一个主题的特定介质。第三个方法是综合分析，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在政治文本翻译的策略中寻求适度改写的原则。最后提出在政治文本翻译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对其的操纵是否应该遵循“适度改写”的原则。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部分。　　 该部分分别从政治文本翻译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对政治文本翻译的理论进行介绍。介绍关于政治文本的翻译与意识形态对政治文本翻译的操纵发展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对政治文本翻译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的历史有个深刻的理解。其中对政治文本翻译的研究中国内的理论家主要有:程镇球、贾毓玲、王小萍、王兴平和段连城等人。国外的理论家有:PeterNewmark、ChristinaSchaffner等等。　　 关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研究的国内的理论家有:王东风、王友贵、蒋骁华和孙艺风等。国外的理论家主要有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赫曼斯。　　 第三部分是关于政治文本的定义，特征和意义。　　 定义:Newmark提出，政治文本的权威声明由部长或领导人宣布，包括政治演说，文件，等　　 特征:1，规范化。作为一个政治文本风格，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形式和使用的标准语言在词汇，语法和语义的规范化。因为它必须规范化，标准化是政治语言的一种权力的形式和模式。　　 2，政治术语。政治文本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政治术语。这些术语只是用于一定的政治环境和特定的人群。它不同于其他风格的政治术语。　　 3，权威语气。权威性是政治文本的翻译的另一个特点。政治文本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使用正式的词表达了他们的命令和决定。　　 意义:政治文本的翻译是对外宣传的形式之一，它是一种对外界传播中国的最新信息的方法或途径。表达中国对一些国际事物的认识和观点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如下:一方面，它是在世界上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的重要元素，表明我国的立场和主张。另一方面，它是建立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打击敌人的任何失真的重要途径。　　 第四部分是主要介绍意识形态的定义，安德烈·勒菲弗尔操纵理论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以及意识形态对政治文本翻译的操纵。从以下几个方面:文本选择、翻译过程和读者反映。　　 1，第一步是原文的选择。然而，文本的选择是否正确的？这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随意。原文的选择并不完全取决于译者的自己。相反，它是在政治翻译综合决策过程。参与者，主要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力量操控的赞助人。　　 2，对政治文本翻译的选择是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政治文本的翻译，材料选择进入实质阶段。事实上，原料的选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政治文本翻译的过程中，有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翻译的标准、原始文本和文化负载词。　　 3，因为政治文本翻译以外国读者为导向的功能，政治文本和读者反应与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读者的反应，政治文本的翻译被认为毫无价值。　　 第五部分是案例的分析。　　 语言不仅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语言反映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审美习惯和宗教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在处理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已成为政治文本的翻译的一个核心部分。归化或异化，作为两种基本的翻译策略，谁将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被关注的重点。最终，无论归化还是异化，“适度改写”应该是意识形态的操纵下的政治文本的翻译原则。本章就是通过勒费维尔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政治文本翻译实践与2011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案例进行详细研究。本文采用2011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例，来分析意识形态对政治文本翻译的操纵。并且提出，在操纵翻译过程使用的翻译策略是应该遵循“适度改写”原则。　　 第六部分是结论。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政治文本翻译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超越文本的水平的内在关系和拓宽研究视野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更重要的是，它把“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的和正确的位置，中西传统翻译理论不能回答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解释。然而，尽管意识形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各方面，在翻译前，翻译中或翻译后，但意识形态的操纵的作用不能被夸大。意识形态的操纵功能不完全但相对。因此本文得出，意识形态对政治文本翻译的操纵要遵循“适度改写”的原则。翻译，根据其性质，是一种内在的语言转换。未来翻译研究的最可行的办法是在微观和宏观两种方法相结合，翻译研究和对本体语言的理解的本质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