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小样本的分析，探讨18F-FDG PET-CT的SUVmax值与原发性肺癌的性别、年龄、部位、解剖分型、病理类型、肿瘤病灶的最大径、临床分期之间的关系，为肺癌的诊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5月至2014年2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一科某一治疗组接受18F-FDG PET-CT检查的，且经过手术、纤支镜、穿刺或胸水病理证实为肺癌的42例住院患者的PET-CT扫面的相关数据以及相应临床、病理资料，运用SPSS19.0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统计学方法处理。不同性别、年龄、部位、解剖分型的两两组间SUV均值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同肺叶、病理类型、病灶的最大径、临床分期的多组间SUV均值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SUV值和年龄、病灶的最大径之间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SUV值与性别、部位、解剖分型、病理类型、临床分期之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再将性别、年龄、部位、解剖分型、病理类型、病灶最大径、临床分期与SUV值采用多重线性回归与相关分析。所有检验水准α=0.050。结果：1.不同性别SUV平均值差别无统计学意义（男性14.43±7.64，女性13.82±6.34，p=0.291＞0.05）；2.不同年龄组SUV平均值差别无统计学意义（≤60岁组13.84±6.72，＞60岁组14.40±7.77，p=0.347＞0.05）；3.不同部位SUV平均值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左肺14.03±8.66，右肺13.99±6.47，p=0.158＞0.05）；不同肺叶（右肺上叶、右肺中叶、右肺下叶、左肺上叶、左肺下叶）之间SUV平均值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379＞0.05）；4.不同解剖分型SUV平均值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中央型15.82±8.24，周围型13.17±6.33，p=0.189＞0.05）；5.不同病理类型（腺癌、鳞癌、小细胞癌）任意两种类型之间SUV平均值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腺癌12.70±6.27，鳞癌16.55±7.61，小细胞癌15.15±9.30，p=0.294＞0.05）；6.不同病灶的最大径之间SUV平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cm组10.08±6.14，＞3cm且≤7cm组18.91±4.72，＞7cm组22.40±5.66），≤3cm组的SUV值明显低于≤7cm且＞3cm组和＞7cm组这两组（p＜0.001；p=0.005＜0.05），但是≤7cm且＞3cm组的SUV值与＞7cm组的SUV值差异不明显（p=0.409＞0.05）；7.不同临床分期（IIIA期、IIIB期、IV期）任意两组之间SUV平均值差异无计学意义（IIIB期16.73±6.80，IIIA期18.55±7.47，IV期12.43±6.96，p=0.103＞0.05）；8. SUV值与多种临床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研究8.1原发性肺癌的SUVmax值与病灶最大径、临床分期之间相关系数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18＜0.05），病灶最大径呈正向相关（r=0.756＞0），临床分期呈负相关（rs=-0.350＜0）；8.2原发性肺癌的SUVmax值与病灶最大径、临床分期、性别之间的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标准化偏回归系数=0.774，p＜0.001；标准化偏回归系数=-0.256，p=0.012＜0.05；标准化偏回归系数=0.201，p=0.049＜0.05)，根据其标准化偏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大小排列，依次为病灶最大径、临床分期、性别。结论：1.发生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肺叶、不同病理类型以及不同临床分期的原发性肺癌，SUVmax值的差异不明显，中央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的SUV值差异也不明显。病灶最大径≤3cm组的SUV值低于≤7cm且＞3cm组，≤3cm组的SUV值同样低于＞7cm组，即病灶最大径≤3cm组的SUV值明显低于≤7cm且＞3cm组和＞7cm组这两组。但是≤7cm且＞3cm组的SUV值与＞7cm组的SUV值差异不明显。2.病灶的最大径、临床分期与原发性肺癌的SUV值存在相关性，年龄、性别、部位、解剖分型、病理类型与SUV值无相关性。3.病灶的最大径、临床分期、性别是原发性肺癌SUV值独立的影响因素，影响强度由强到弱依次为病灶的最大径、临床分期、性别；而部位、年龄、病理类型、解剖分型对SUV值无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