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的配置问题直接体现了国家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对刑事诉讼程序有决定性的影响。侦查权配置问题的研究也自然成为研究热点。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侦查权的配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模式和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模式。笔者认为单纯的“职权主义”模式和“当事人主义”模式都是不可取的。虽然在法治理念的要求下人权保障的价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我们不能简单的把侦查权的优化就等同于侦查权的控制，这样显得太“简单粗暴”缺乏科学性，也容易走向矫枉过正的另一极端。侦查权的的真正价值取向应是以不牺牲侦查权效率为代价，保障侦查程序的公正性。侦查权的效率与公正、侦查权的保障与控制、侦查权的的保障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是需要我们科学衡量、论证并从中找到最佳结合点的，这才是侦查权优化配置的真谛所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侦查权的配置有着较鲜明的特点，也存在着特有的问题，尤其公安机关侦查权。在侦查权配置比例上，公安机关侦查权占有绝对优势；在组织结构上，公安机关侦查权将刑事司法权纳入行政序列；在问题表现上，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的不尽合理，已成为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化进程的瓶颈。据此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就成为我们构建我国侦查权配置新体系、推进刑事司法法治化进程的关键“钥匙”。针对上述问题，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通过翻阅大量的文献和走访调研，层层分析了侦查权配置的相关基础问题，梳理了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以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的目标和原则为导航，在此基础上辅以相关配套制度，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并举，标本兼治，探寻综合治理困扰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问题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