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资企业所得税采取了有别于内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尽管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均为33％，但同时对一些特殊区域的外资企业实行24％、15％的优惠税率，而内资中只有微利企业能够享受27％、18％的照顾税率。税率档次多，使不同类型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差距较大。我国目前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并存的局面，从改革开放之初至今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史。 汽车行业作为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行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所以提高国内汽车相关企业的竞争力可以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获得巨大的提升。然而，目前中国内资汽车企业面临诸多问题。在履行WTO承诺之前，国内企业可以获得关税和贸易壁垒的保护，但是却在国内承受着比外资和合资企业更高的税赋。因而，国外汽车企业纷纷以资金和技术参与到国内市场的争夺上，从而避开关税和贸易壁垒带来的成本增加。国内企业由于起步晚，技术和资金积累达不到国际竞争的水准，只能在中低端产品市场进行周旋，为了进军高端市场，很多内资企业都尽力以各种形式引入外资，使自己的平均所得税率降低而保证其发展的空间。内资企业虽然在五年后可以拉平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所得税负担，但是在这期间，还要承担实际的税收上的不平等。因此，研究两税统一前，内外资企业在原有税率条件下企业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并以此对两税统一后的发展进行展望，对政策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选取了三家在沪市或深市交易的上市公司：长安汽车、东风汽车和宇通客车，对它们公布的年报中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的数据，本文重点对在原有税率条件下，承担不同所得税率的企业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在发展情况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有差别税率存在的条件下，虽然他们目前的总资产增长率差距不大，但是实际发展的差距却在逐渐拉大。 对原始指标使用逐步回归法得到的方程显示：长安汽车和东风汽车的回归方程中的自变量比较接近，而宇通客车与前两者相比显然与东风汽车的相似程度高一些。这种入选变量的相似性与三家公司在本研究中的最初定位是非常接近的。这些相似性中涉及到的一个变量是股东权益比率。根据本研究对三家公司股东权益比率变化的分析，得出长安汽车的该指标变化平稳，东风汽车则波动剧烈，宇通客车先稳定后剧变的结果。对这个结果进行定性的分析可以发现，该指标主要是涉及企业资本策略的问题，而三家企业承担的不同税率对公司战略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通过公司的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的比例表现出来的。宇通客车选择弱化资本的财务方式是在高企业所得税率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以便从一定程度上减轻高税率带来的成本压力。 运用主成分分析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得出的回归模型表明，长安汽车在资本运作方面做的较好，企业因此而得益，由于优惠税率的存在，长安汽车对高负债率的经营方式并不迫切，因此，平稳的财务策略使得长安汽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东风汽车由于挂牌交易较晚，资本运作方面的波动较大，所以涉及该方面的主成分对企业起到了一定的负作用,而且该公司在资本运作方面的波动也是跟企业所得税率的变化相关的，所以可以看作是企业所得税率引起的隐含连锁抵减作用。宇通客车一直以来的所得税率变化不大，资本运作方面相对平稳，但是由于高企业所得税率的存在，宇通客车承受着相当高的税负成本，公司不得不调整财务策略以缓解成本压力。税盾效应使公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建而最大的消耗作用却还是来自企业所得税率和股东权益比率构成的主成分，并且高的负债率也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说明高的公司所得税率在迫使公司调整策略的同时，仍然在公司发展中发挥最大的抵减作用。主成分回归方程式也表明，企业所得税率对长安汽车资本积累方面的影响已经明显小于它对宇通客车的影响。东风汽车企业所得税率相关主成分与资本运作主成分的系数比例也说明，前者在东风汽车资本积累方面起到的作用也在逐步减小。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五年的统一过渡期内，原有得利企业由于仍然有持续的优惠税率存在，将继续以较高的速度积累资本；没有享受到优惠税率的企业虽然获得了税率上的降低，但是相对于原有得利的企业而言仍然在承受高所得税率带来的实际上的不平等。 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缩短两税统一的过渡期并对内资自主品牌提供更多的项目和政策支持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