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前会议作为从国外民事制度中引进的“舶来品”,是我国审前程序司法改革的切入点,承载着处理程序性事项,明确原被告双方的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全面展示、交换、固定证据,整理案件事实、归纳案件争点,进行调解的功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突出庭审重点,保证庭审质量,提高庭审效率,促进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但是,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五条首次确立庭前会议以来,该制度在实践中一直面临着考核指标不采纳、法官不主动、当事人不愿意的尴尬局面。难以有效地解决重复开庭、诉讼偷袭等拉低诉讼效率的问题。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对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进行实证考察,以小见大地剖析庭前会议制度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本文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庭前会议制度适用现状进行实证考察,从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启动方式、主持者、发挥功能、会议效力五个角度出发,进行采集数据并归类整理、对法院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开展问卷调查。以直观地反映该制度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南三线城市的具体适用状况。第二部分是以调研数据为基础,抽象概括出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适用庭前会议存在的问题,具体包括:庭前会议适用范围不明确;启动方式单一;庭前会议主持者身份、能力受质疑;庭前会议功能简化;庭前会议法律效力亟待解决;缺乏相关配套制度。第三部分,笔者采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两大法系庭前会议制度的异同,然后联系本土法治环境,明确我国庭前会议可以采取的模式,以期在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第四部分是在总结实践经验、考察域外制度、结合本土实际的基础上,依据制度存在的现实困境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具体建议有:细化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多元化庭前会议的启动方式;明确庭前会议主持者身份;充实庭前会议的功能;明确庭前会议效力、完善庭前会议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