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隐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在传统的隐喻修辞学当中,隐喻被认为是一种语言修辞现象。但自莱考夫和约翰逊合写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书问世以来,隐喻从认知的角度被重新定义,从而掀起了一场“隐喻革命”。莱考夫认为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以自身经验为基础的,隐喻属于概念体系,它无所不在,隐喻不仅表现为修辞手段,更反映了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是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过程。从人类的生命起源开始,人类的生活、生产都与动物息息相关。在与动物的长期相处中渐渐掌握了动物的特征与习性,并开始把这些特征与习性映射到对新事物的认识中,就产生了动物隐喻。《诗经》共有诗305首,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先秦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从汉朝起儒家将其视为经典。由于先秦时期的人们生产与发展都离不开动物,因此该诗集里有大量与动物相关的描述。作者收集了《诗经》中177条动物隐喻,以许渊冲英译本Book of Poetry (1993)和理雅各英译本The She King (2011)为研究对象,按照目标域将所有的隐喻分为原始崇拜、人物情感以及人物特点三大类,再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38个例子进行分析。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探讨理雅各和许渊冲在翻译这些动物隐喻时有什么共同点与不同点,以及影响翻译策略的因素是什么。本研究发现理雅各和许渊冲都用了异化和归化策略,并且两人所用的异化策略比例均高于归化策略,但是具体而言,理雅各所用异化策略多于许渊冲,且多采用逐字逐句的直译,翻译方法较为单一；而许渊冲译本是音美、形美和意美的高度完美统一,为了达到他诗歌翻译的“三美"标准,许渊冲采用的翻译方法比理雅各更加多样,且比理雅各更能够传达诗歌的深层含义。这主要取决于他们背景、翻译目的和受众读者的不同。理雅各是英国来汉的传教士,他翻译《诗经》并不是为了审美,而是让更多的传教士学习儒教经典和儒家思想,希望终有一日基督教能够取代儒教在中国的地位。而许渊冲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他希望通过翻译《诗经》能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诗歌的美。许氏的受众读者是普通的西方民众,他的翻译既是为了审美,也是为了传播文化。本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丰富了学界对动物隐喻的研究,也能够对今后的动物隐喻研究产生一定的启发。但本文只研究了《诗经》中的动物隐喻,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