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如今的“一带一路”,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只有顺应时代变化,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建设发展创新型国家的微观基础在于大量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支撑。对于企业来说,创新是寻求生机和发展出路的必然选择。政府通过环境规制以实现治理一国或地区环境污染的问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仅符合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而且也是政府和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是当前经济研究的重中之重,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解决当前资源环境问题、推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因此,为加强环境治理,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需健全环境规制制度,实现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首先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 2007年我国SO2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这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接着通过引入行业和地区异质性指标构建三重差分模型,并从开放经济视角作进一步的分析。之后本文使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考察了 2011年“万家企业减碳”政策这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市场激励型还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适度的政策安排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会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且通过三重差分回归结果发现SO2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开放经济视角下,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也是在开放程度更高的企业上有更显著的效果。另外对于“万家企业减碳”政策,在一定政策强度范围内,政策强度越大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激励作用会越大。同时回归结果也显示了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有延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