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能过剩问题一直贯穿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论是从“三期叠加”到“经济新常态”,还是现如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不将产能过剩的化解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产能过剩犹如立于中国经济发展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论是短期亦或长期的产能过剩都会带来诸如经济波动加剧、市场恶性竞争、资源配置失调、金融风险上升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能过剩始终伴随着社会需求的增长而扩张,这主要是由供需结构的脱节与失衡所致。其表现形式为:一是社会消费能力的持续增长并没有起到消化过剩产能的作用;二是企业产品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存在错配,即供给侧的产品供给无法满足消费侧的市场需求。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社会生产和市场需求已经从单纯的数量需要转变为质量需要,而“去产能”则是实现这一重要转变的关键途径。首先,本文从人力资本合理化与人力资本高度化两个视角对人力资本优化与产能过剩化解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其中涵盖了供给与需求两个维度的研究内容。就人力资本合理化而言,本文从中观层面出发,认为人力资本合理化可以通过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源配置效率的途径,促进需求扩张与供给优化,并在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升级及技术进步升级的共同作用下,全面地推动产能过剩的化解。就人力资本高度化而言,本文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将人力资本高度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分为知识溢出效应、健康引致效应及技术革新效应三个方面。一方面,人力资本高度化可以通过教育投入,经济增长及清洁生产等方式刺激有效需求;另一方面,人力资本高度化也可以通过结构优化、资本重置及创新升级等途径优化产出结构,进而促进供需匹配,化解产能过剩。其次,本文基于人力资本合理化与产能过剩化解的理论机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合理化对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合理化可以释放过剩劳动要素,进而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但却呈现“倒U型”的影响路径。并且需要指出的是,非效率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有偏的技术进步升级抑制了人力资本合理化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而人力资本升级则促进了人力资本合理化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有效改善了人力资本配置对化解工业产能过剩的不利影响。通过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本文利用门槛模型与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人力资本合理化对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人力资本合理化配置对于产能过剩的化解存在显著差异,这也验证了人力资本合理化化解产能过剩的“倒U型”路径。具体而言,对于未跨过经济发展门槛的地区,人力资本合理化对工业产能利用率为正的直接效应,但非效率的产业结构变迁与有偏的技术进步仍是人力资本化解工业产能过剩的制约因素。而对于跨过经济发展门槛的地区,人力资本合理化对工业产能利用率具有负的直接效应,究其原因在于,在经济发达阶段,服务业的规模扩张有助于农业与工业的现代化发展,化解工业产能过剩,但服务业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却导致人力资本错配。最后,本文基于2002-2016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高度化对产能过剩的知识溢出效应、健康引致效应与技术革新效应为理论框架,利用改进的熵权法测算了人力资本高度化指数,并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高度化对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全国层面的结果显示,促进人力资本高度化有助于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并且知识人力资本与技术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也有利于化解工业产能过剩,而健康人力资本升级不利于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这主要归因于人力资本的错配效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区域间人才竞争的日益加剧,周边地区的人力资本升级不利于本地区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地区层面的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升级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总体上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阶梯型趋势,这可能是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且工业化进程缓慢阻碍了人力资本升级的产能过剩化解效应。